去年12月中，一则关于中国企业“死亡税率”的说法引发了广泛热议。其起因来自于一向低调的著名企业家和慈善家曹德旺面对媒体的一席话。他拥有的福耀玻璃最近在美国投资6亿美元开设了工厂（Fuyao Glass America），并准备把其投资逐步转移海外。

据说曹先生“出走”美国的原因是地价、能源、劳动力等实体经济的成本差异，他对记者说“中国制造业的税负比美国高35%”。曹先生的这个说法迅速被媒体传播，并引发对于中国税负是否过高的又一次辩论，无疑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长期以来，围绕中国企业税负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在中国做生意的税负到底有多高？是否越来越高？此题因为过于复杂，不容易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

笼统地讲，如果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比来衡量总税负，中国的这个数字大约在30%。根据IMF制定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2015年中国的总税负为29.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这里的政府财政收入，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但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如果包括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但相应剔除补偿性成本，也就是只考虑土地出让的净收入，总税负也就增加大约1个百分点。

另外一种衡量总体税负的方式，是仅仅计算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的比重。以这个方式计算，中国2012年至2015年的平均税负为23.4%，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低大约12个百分点。当然，如果仅看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国现在只有18%左右，而且过去这些年还逐年下降。相比之下，2013年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约为GDP的26%，发展中国家约为20%。

不过，以上指标和国际对照，未能阻止过去10年来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者总是对中国税负太重的抱怨。事实上，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企业的平均总税率达到68%，位居世界第12位，这似乎与企业和投资者的感受负担较为吻合，曹先生说中国制造业的税负水平比美国高35%，也许以此为依据。不太清楚世界银行估计的这个平均总税率到底包含了什么，以及是如何测算而得。但即使撇开世界银行的估计，依然很有必要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企业家感受到的税负，高于计算的总税负水平呢？

主要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税赋主要由生产者承担，作为消费者的家庭承担的比重出奇的小。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和投资者感受到的负担，其实还包括了纳税之外的负担。这些非税的负担不仅是指为获得资源、土地和融资而支付的实际价格，也包括了政府向企业收取的名目繁多的附加费。

可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中国至今还是一个主要依靠对生产者征税的国家。政府向企业征收的主要是所得税和增值税。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但它同时也规定了满足各项税收优惠的条件。例如，对那些政府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可以减至15%。而对那些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通常是按2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的。所以，我估计企业所得税率的中位数（median）大概为20%。

中国目前的生产者增值税率一般为17%，还有13%、11%和6%的低档税率，有些条件下最低也可以仅为3%。跟那些实行增值税的国家比，中国的增值税率与它们相差无几。但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相比，平均而言该税率明显高了些。而且因为增值税对生产者在生产环节征收，无论盈利与否都要缴纳，不仅使企业在生产环节增加了税收，而且在经济不景气时感受到的税负更大。

这跟美国在最终销售环节征收销售税就非常不同。根据中国国家税负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的说法，中国企业事实上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费）占比较高，企业直接负担的税费显得并不高。

除了缴纳所得税、增值税之外，中国的不少企业至少还要缴纳约13%的附加费，这包括7%的城市维护建设费、5%的教育附加费和1%的防洪费。需要指出的是，对企业而言，向地方政府缴纳的费是不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的，而且是从利润中支付。

根据TCL董事长李东生披露，这几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已经不足2%。城建、教育附加费等制造业附加税，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接近0.5%，约占到平均利润的四分之一。这让本来利润较低的制造业企业压力更大。而企业的流转税与费的区别就在于，生产环节的税多数会被企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这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在海外比在中国大陆要便宜很多的部分原因。

到底中国企业的税负有多重？除了福耀玻璃的曹德旺给出的数据之外，我收集了中国著名的两家企业——格力电器和康力电梯的有关数据，而这些数据是北京的一家报纸的记者整理出来的。

根据格力电器公布的2015年社会责任报告，2015年公司共缴纳各种税金148.16亿元（人民币，下同），当年的营收总额为1005.64亿元，净利润为125.32亿元，税金占到了格力营业收入的14.7%，相当于净利润的1.18倍。而康力电梯的年报披露，2015年公司上缴国家的各项税费为3.36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该公司当年营收总额32.7亿元的10.27%，4.88亿元净利润总额的68.8%。

以上案例显示了过重的企业税负。但不清楚的是，它们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国地方政府对所在地的企业，常常还有税收返还、退税、税收的减免等优惠政策，这使得企业税负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之间非常不同。所以，在企业层面上，不仅估计税负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作。而且估算平均税负也意义不大。

但即使这样，中国走向更加简单、直接和透明的税收制度还是很有必要。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把国家的总体税负率，与企业感受到的税负调整到一致的方向。在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增大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中国考虑结构性地降税，和大幅度减少对企业的收费是对的，而且中国确有降税减费的空间。

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正如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先生所抱怨的那些税收以外的负担过重那样，很多中国的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因为不公平的机会，比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代价去获得土地和融资等，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而且因为在一些上游基础产业（如电力、通讯、能源）仍为国有企业所垄断，其营运效率过低，造成下游竞争性制造业承担着过高的成本。这正是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先生所抱怨的真正的成本负担，而久而久之这些都可能动摇中国制造业的相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