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家庭财富总值，在去年达到了1.1万亿美元的高位，即使经济放缓，今年平均新加坡成人财富仍有27万7000美元，居全球第七，实是可喜的成就。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全球自由贸易，在高速前进了30年后，正遇到前所未有的顶头风。

我在月初《保守主义的胜利与全球化的溃败》一文中指出，这是因为全球化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造就了另一个恶果，即加深了不少国家内部的利益分化。所以我们面临着加速全球化并进一步打破贸易壁垒，与各国保守主义的回潮挑战。这种态度，在新加坡也同样能感受到。外来移民对本土居民职位的冲击，房价高涨与交通压力的上升，都可以说是这种全球人员与资本流通的副产品。

新加坡低生育率的现状，使我们不能不继续依靠引进外来移民来填补，但对国家整体有利的国策，也需要在微观上考虑到各阶层所承受压力的不同。精英阶层往往容易因为大而化之的宏观视野，很难感受到中底层日常琐碎的直观感受。

所以以贸易立国的新加坡，自然要坚定地推进贸易全球化，但正如李显龙总理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发言，贸易自由化要创造企业与民众的双赢，而其果实也应更均匀地分配。11月24日副总理尚达曼也有类似的表述，认为新加坡在保持开放立场的同时，应更努力帮助被全球化趋势边缘化的群体。除了政府应该扮演再分配的公众角色之外，本地的富裕阶层也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虽然过去五年，新加坡的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但基尼系数依然偏高。依据今年9月份人力部长林瑞生在国会回答质询时的资料，新加坡收入最低的20%，其收入增长依然落后于中位数。他们对既定政策有所不满，因而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有一点很重要，不同经济水平的人，对社会动荡的承受程度是有差异的。穷人可能觉得反正烂命一条，社会再怎么动荡也不会差到哪里；但富人则相对难以承受社会的剧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富人不仅在道义上有帮助中低阶层的义务，而且这种帮助也更符合其长久利益。

全球化贸易与信息时代，让人类获得财富的方式有了巨大的改变。像过去要积攒数以亿计的财富，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慢慢积累；而现在的网络富豪，则可能在创业数年后，公司一上市就跻身于超级有钱人之列。从事传统产业的，尤其是中下层劳工，则依然遵循过去的财富积累方式。所以那些富人可能觉得，自己的财富全是个人聪明与努力所带来，却不知道这其中有很大原因，也是制度设计的结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机制转换之中，成为了命运的宠儿而已。

时至今日，多劳多得的时代已经渐渐过去。代替的是一个知识、教育、金融资本能带来巨大收益的社会。并且，让中下层阶层更加愤怒的还有一点，就是金融资本逃避缴税责任的能力，也因全球化而越来越强。也许在过去，人们意识到这种财富分配的差距，到了无法容忍时，就会选择暴力革命。但今天在民主社会，人们会使用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无论是政府还是中上阶层，都应该对这种民众的选票压力存有敬畏之心，而不能全然将之视为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宣泄。值得庆幸的是，新加坡的领导层早在2011年大选之后，就已经意识到了此点，但那些容易视一切成功为理所当然的富有阶层呢？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