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就拜读了郑永年教授的大作《亚洲思潮及其大趋势》。应该说，郑永年教授文章本身，就是这种成为“大趋势”的“亚洲思潮”的一部分。虽然我非常怀疑这种“亚洲思潮”的代表性，但至少在中文世界里，这样的思潮确实正在或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并潜含着种种危险性。要而言之，这种鼓吹抵制西方的思潮，不仅是建筑在对西方的误解之上，而且也严重歪曲了亚洲的历史经验。遗憾的是，郑教授对于文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缺乏基本的讨论，以“历史想象”代替“历史事实”。笔者长期从事东亚史教学，虽然所知有限，但觉得有责任对郑教授的若干观点提出质疑。

郑教授称：“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亚洲已经有很多的失败例子，反而那些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继续的成功。早先的日本是一个例子，今天的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约10年前，我写过篇文章，题为《传统经过西化才能复兴》，指出东亚现代化中的一个吊诡：那些传统保持并发扬得最好的社会，往往也是最为西化的社会。战后日本的政治格局是在麦克阿瑟的统领下奠定的，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匆匆起草的。韩国不仅依靠美军的庇护，而且基督徒比率接近人口的30%，比佛教徒还多，其民主制度当然也是模仿西方。香港是英国前殖民地，西化程度自不待言。台湾战后的崛起，有赖于一批留美博士背景的技术官僚的工作。至今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大概美国博士的比率是世界最高的。新加坡是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度，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靠的是李光耀一代政治精英奠定。李光耀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英式教育……恰恰是这些社会，传统文化的情怀特别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为精心。当然，在政治经济的发展上也更为成功。

日本的例子也许最为典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的“非西方”国家，日本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不清楚郑永年教授“早先的日本”所指为何。一般学界公认，日本现代化最为成功的时期，一个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一个就是战后。

用“全盘西化”来概括明治时代的日本当然言过其实，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明治日本恐怕是最接近于“全盘西化”的。“脱亚入欧”绝非说说而已。明治政府尚立足未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核心政治家就组成“岩仓使节团”周游欧美，花了将近一年零十个月。

日本使节对美国国会昂然发表演讲：“现在你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但我们保证：我们将是很好的学生。”果然，日本人回去后，对西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模仿。他们发现西方列强无一没有议会和宪法，于是自己要复制。伊藤博文急急忙忙雇了德国法学教授，试图通过几周恶补而获得西方的“真经”。具体如邮政制度，军制等等，也是从亦步亦趋开始。奠定了现代日本教育制度的森有礼，是个著名的西化派：英国教育、基督徒。他出任驻华公使见李鸿章时，李对其西装革履老大不高兴，教训说：“这是你们祖宗穿的衣服吗？”森有礼指着李鸿章的马褂质问：“难道你穿的就是你们祖宗的衣服？我们至少有自己的选择！”

日本的这种虔诚的学习精神，使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大为折服，日本也成了中国人留学的最大目的地。然而，日俄战争后，日本民族主义爆棚，特别是一战后，充满了对西方的恐惧和仇恨，渐渐发展出一套日本优越论，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抵制西方”的时代，恰恰酿成了日本现代史上最大的灾难。至于战后的历史，则不必多言。日本人自己也承认，美军占领下所奠定的制度格局，是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甚至到2000年，日本政府还企图把英语变为第二官方语言。

我不知道郑永年教授所谓“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亚洲已经有很多的失败例子”之说所指为何？亚洲究竟有几个国家真正安安心心地学习并模仿了一段西方？菲律宾能勉强算吗？最大的例证大概是印度。中国一位著名自由派知识领袖曾说“印度的民主还不如没有”。这些人仿佛从没想过：印度如果真没有民主，究竟会成为什么样子？

对“西方”的认知盲点

其实，学什么都有成有败。就像大陆的出国潮所引发的“英语热”一样，大部分人都没学好。但你不能拿出几个失败的例子来证明学英语本身不对。不管在什么领域，处于初学阶段，自己水平很低，很难知道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那时大谈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几如痴人说梦。初学者有点“全盘”性的盲目，在所难免。虚心学习，总比自己还不懂时就觉得已经比先生高明要好得多。

举个例子。郑教授说“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他所谓的“西方模式”是什么？他自己对西方所知多少？

遗憾的是，至少从行文上，他似乎觉得道听途说中的美国模式就能代表西方。比如，他称“西方国家没有类似中国那样的国有企业”，从严格意义上说，一切“中国式”的东西，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茶叶，西方确实都不可能有。但我希望提醒读者：现在“西方媒体”正热烈讨论挪威的石油天然气巨头Statoil。这其实就是挪威政府持股67%的“国有企业”、挪威经济的重要基石。郑教授引述的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讨论了欧洲的国有企业，以及这种“国有”相对于美式私有的合理性。说西方“在调节经济过程中，只有金融、财政两个杠杆，不足以平衡市场的负面冲击”，恐怕更多地反映了他自己对西方了解的有限。

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一大因素，就是主动进入西方所主宰的世界秩序。更大的一个因素，则是市场经济的改革。这种改革，无疑受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古典（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在我看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乏善可陈，不仅没有刺激增长，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但中国是新古典的最大亮点。这里的历史机缘，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急需新古典这种鼓吹市场万能、消解政府权威的意识形态，来解构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新古典在中国的功劳主要在“破”，而不是“立”。如今中国进入更成熟的发展阶段，新古典渐渐丧失了当年的魔力。但这不意味着应该抵制西方模式。因为新古典并不能代表西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