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井多贺子与世长辞！”

不少报章在报道这项噩耗时，都冠以“日本首名女性众议院议长土井……”或者“日本‘护宪’女议长土井……”。但认真分析，土井多贺子在日本政坛最光辉的年代，并不是她身任日本史上首位“三权（另二权为司法与行政）之一的女性首长（1993年至1996年）”，而是她在1986年9月继石桥政嗣之后成为日本最大反对党社会党第十任委员长，领导该党挑战并动摇“万年执政党”自民党地位的期间。特别是在1989年的参议院大选中，她所领导的社会党不但赢得了大跃进的胜利，还逼使自民党的议席跌至全体议席的一半。

针对这一“社会党大胜、自民党惨败”的政治事件，日本大众传媒归功于“土井旋风”。当时社会党的竞选标语“大山动了！”，也成为社会党人向日本选民发出有意问鼎中原的有力讯号。

正是在社会党议席大增、选民对自民党贪污腐败且无能的政权感到极其厌倦的背景下，法学出身的女党首土井以其犀利而简短的语言在国会施展其雄辩之才。“不行的就是不行……”等决不退让的发言和强硬姿态，不仅让土井赢得了“铁娘子”、“女强人”的绰号和民众的掌声，也给各方原本不太看好的社会党加了不少分数。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不少不了解日本国情与政坛真相的外国人士和媒体，当时也热议社会党当政或者土井成为女首相的可能性。

对此，笔者当时就给予否定。理由很简单，姑且撇开战后日本政官商紧密拥抱的保守政治土壤与社会结构不谈，单从社会党的组织、人才与政治基础等特征来看，就可预言该党难被委以重任。

社会党是一个大拼盘

日本社会党成立于1945年。自从1955年日本政坛重组为自民党与社会党两大阵营以来，就一直权充为“革新派”势力的象征，而与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相抗衡，日人称之为“保（守）革（新）对峙”的“1955年体制”。

但认真分析，正如自民党是一个多派阀的结合体一般，社会党是一个大拼盘。在该党的成员当中，既有自称为“马列主义者”（为数不多）和坚决反战的和平人士，也有不少挖空心思，天天在做“当官梦”的投机政客。加之该党一向过于依靠工会，而不从事基层的组织工作，它既欠缺公明党有组织的宗教票，也没有共产党有组织的基本成员支撑。若与有财界势力作为后盾，加上保守农村票为根基的自民党相比较，社会党的劣势更为明显。

那么，这样一个组织松散、成员复杂、又没有群众基础的社会党，为什么能长期保住第一大反对党的地位呢？笔者曾将之归结为以下三个因素：其一是拜赐于战后冷战时期“国论二分”的形势，以及归功于早期社会党人的献身奋斗精神与活动；其二是饱受战争洗礼的日本人普遍存在着厌战与恐战的情绪，他们本能地期待高举护宪旗号的社会党，能成为制止自民党重走战前老路的力量；其三是选民对于金钱丑闻不断涌现的自民党深感不安，期待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能扮演监督执政党的角色。

换句话说，尽管各方并不看好社会党，社会党也从未做好接管政权的准备工作，该党在历届的大选中经常都能保持国会三分之一的议席。

对于这个虽无大作为，但却成为牵制自民党修宪力量的社会党，自民党的鹰派人士是恨之入骨的。数十年来以修宪为重要奋斗目标的日本老牌右翼政客中曾根康弘，就不止一次地点名社会党为“修宪的最大障碍物”。

不过，平心而论，尽管中曾根康弘很早就察觉到社会党妨碍自民党人的“修宪大业”，但真正动手出力把社会党挤出战后政治中心舞台的，却是90年代上半期手持“政界重组”指挥棒的小泽一郎。

“政界重组”旨在消灭社会党

所谓“政界重组”，既与日本政客间的权力斗争直接挂钩，也与保守阵营图谋将“保（守）革（新）对峙”的政坛局面，改变为“两大保守党”垄断政坛的总体战略密不可分。说白了，就是要通过政坛的重新组合，消灭被保守阵营视为眼中钉的社会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刚从自民党权力中枢跑出来另组新生党，并充当以细川护熙为首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幕后将军的小泽一郎妙计有三：

其一是拉拢一部分原本就与保守阵营相互呼应，支持“政坛重组”的社会党人。这部分社会党人的政治主张是提倡“创宪”（即创造新宪法）。他们是变相支持小泽“普通国家论”修改宪法的修宪派。

其二是调虎离山，敦请土井多贺子出任众议院议长，让土井成为日本史上首名“三权之一的女首长”。

其三是迫使欠缺定见、凡事“团团转”的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逐步放弃社会党建党方针，接受小泽开列的条件。

要收买社会党倡议“创宪”的修宪派人士甚为简单。只要许以若干“大臣”的职位或给予类似的期待就行。因为在这部分人士当中，有不少就是不想当“万年在野党”的“猎官者”。（正如不少自民党人患有“大臣病”一般。）

但要调虎离山，让土井当首位女议长，却得略费周章。原因不在于土井本人，而在于支撑土井的市民团体（特别是以维护女性权益和高举护宪旗号的市民组织）的反对。几经内部的协商，土井接受了小泽的邀请。毕竟，在一个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里，一名日本女政治家要攀上“三权之一”首长的地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何况身任议长的土井，也许还可为女性和护宪做出一定的贡献。（事实说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对于土井的这一决定，不少市民团体的人士是感到失望的。不过，他（她）们也知道，土井在派系林立的社会党内，从来就与左派无缘，也不是什么激进派。1989年1月当日皇裕仁病危，日本各保守党人士纷纷前往皇宫“记帐”（签名），祈告日皇恢复安康时，时任社会党委员长的土井也参与其列，就曾令其护宪反战的支持者感到失望与不满。从这角度来看，小泽调虎离山与分裂社会党的谋略，不能不说是一大高招。

在大量吸收社会党的“转向者”及调虎离山计成功之后，小泽的另一奇招是成功导入对大政党有利（也是社会党长期以来坚决反对）的“小选举区制度”，然后猛向村山富市施压。他既要村山领导的社会党在国会投票支持羽田孜当首相，又要村山签署一份向新生党等妥协的协议书。在这一切皆得逞之后，当年得意忘形的小泽还耍了村山一招：即纠集“非自民党联合政府”所有党派（但不包括社会党）的领袖成立“改新”大会派。

驱使村山投奔自民党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