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这般急于“翻案”，但又不能说“真话”的日本社会，对于日本保守阵营来说，确实不好受。到了90年代，日本政坛有了极大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是，被中曾根视为“修宪最大障碍物”的社会党消失了。

原来在1994年，时任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率领其党羽投奔自民党阵营，成立了被日媒讥为“面孔是社会党，身体是自民党”的二不像联合政权。当时，社会党就把其建党的家底卖得一干二净（包括承认自卫队不违背和平宪法等），日本从此进入了“总保守化”的时代。但够讽刺的是，社会党的这一“转向”，并未给该党带来新生的活力；恰恰相反，与自民党贩卖同等货色的社会党，失去了原本想牵制执政党的旧有选民的选票。社会党支持率一泻千丈，从第二大党沦为后来痛定思痛、易名为“社会民主党”的“迷你政党”，充分反映了该党没落的窘境。

“村山谈话”的发表，正是在社会党寓居于自民党联合政权，日暮西山、冀图聊表社会党“反战精神犹存”的背景下发表的。

但有趣的是，就在“轻量级首相”村山发表谈话的同一天，自民党“重量级大臣”桥本龙太郎却率领100余名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足见“村山谈话”在日本当权者眼中的份量。

对于外交部来说，也许“村山谈话”的唯一妙用，就是作为反驳外国人指责日本从未道歉的挡箭牌。

了解了“宫泽谈话”和“村山谈话”出台的背景，再回头看呼之欲出的“安倍谈话”，人们就不会再为其煞有其事的“回顾20世纪、构思21世纪世界秩序与日本角色的有识者恳谈会”断断续续、刻意放出的试探风球和安倍的文字游戏，忙得团团转。因为，说白了，“谈话”的内容除了虚有其词的“反省+未来”之外，其中心主题无非就是促销“修宪内阁”美其名为“积极和平主义”的货色。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本文为作者不久前在“厦门大学新闻学茶座”发言的摘要。

要深入探讨日本官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还得了解战后以来日本人如何总结“战前”，如何看待“战后”的基本思维、论争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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