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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召开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约222人，纪律处分有212人。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0多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0多万人。这些反贪腐惩治行动，显示贪腐问题已深入党国政治与经济各阶层领域，尤其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牵涉其中，影响中国公众对党国的观感、权威的支持及政权合法性的认可。

中共党国体制必须强化自我监督，严格规范党员行为，以回应公众社会对政治透明化及廉洁政府的期许。

中领导人就任第五代领导人后积极推动反腐败运动，十八大共有205名中央委员，就有10名丧失资格，跨越党政军领域。尤其军方也成为反腐重灾区，落马的三名上将为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及空军原政委田修思皆已退役。

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建平，成为首位落马的现役上将。另多名武警系统高官相继落马，省级武警总队军政主官于2016年完成高层轮替，进行大幅度人事调整。反腐打击力度也突破“刑不上省委书记”的传统惯例，甚至扩及政治局委员与常委。

制度性及系统性腐败可由十八届六中全会前有两位高层官员被问责，得到印证。这两名高官分别是原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和中纪委原驻民政部纪检组组长曲淑辉，原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也遭免职。审计报告显示，民政部主管的福利彩票资金涉及虚报、套取、挤占、挪用金额近170亿元人民币。这显然是一种集体性的共犯结构，为制度性或系统性腐败。

中共党国体制已清晰认识到，腐败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就是亡党亡国命运，必须“从严治党”“从严治军”“依法治国”，遏制腐败蔓延到制度根基。中国政治体制所规范的执政地位，并非政党轮替产生；西方政党政治借由大选进行政党轮替，化解公众对政府不满。在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党，必须概括承受政府治理的一切弊端。习核心的“从严治党”不仅要树立新领导集体权威，也要强化公众对党国体制合法性认可。

然而，这些反腐败措施仅是治标应急之策，而非治本之方。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图建立严格的党内管理制度，维护党国权威性。但反腐出现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许多党国成员的改革动力不足及积极性下降，甚至有消极不作为；也有部分官员出于规避风险不敢作为。反腐败运动仅能遏制官员的不当行为，在激励官员积极作为却有所不足。

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指出，不少领导“政治意识淡漠、麻木不仁，认为违反政治纪律无所谓，只要不拿不贪就是好同志”。有些领导公开场合高喊要有“四个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拥护对中央大政方针；但私底下却是言行不一、搞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其实党国体制对反腐败运动是否坚决支持，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表面坚决拥护、私下阳奉阴违的两面性。

然而，反腐败仅仅只是涉及权力的监督，避免产生官员寻租与腐败行为吗？丝毫没有涉及党内政治精英的派系或集团的权力斗争吗？习核心严肃查处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军委会副主席郭伯雄及徐才厚、原中办主任令计划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指出这些“党内阴谋家、野心家”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搞分裂党的图谋活动，严重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中共反腐败已经涉及权力斗争及路线竞逐，这绝对是一场权力“为民所用”与“为私所用”的较劲。惟若仅从权力斗争单一面向检视反腐败运动，则失之浅薄。习核心反贪采取平衡打击策略，并没有规避熟人。

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与习虽是同乡与世交，因受贿被判终身监禁；台办副主任龚清概为习在福建的部属，因违纪被处分被调查。这显示反腐败是多层次、跨领域、超越派系的，不是“杀鸡儆猴”点到为止而已，而是全方位四面出击。

当前习核心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分别于北京、山西、浙江成立监察委员会，借以整合分散的各种反腐败机构及权力资源，防止制度化腐败蔓延。一些观察家也认为，若王岐山担任可能设置的国家监察委员会首位主任，将有利于为“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及“依法治国”保驾护航。

然而，期待人治治理整顿与严打，恰突显反腐败流于运动式打击。党国体制欠缺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及选举政治制度性设计，权力监督主要依靠党内监督，如此反腐更易陷入权力斗争之争辩。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