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美国、欧洲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已经预示在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首脑危机”的现象。这无论对各国国内政治还是对国际政治，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首脑的作用不言而喻。用中国的政治术语来说，“首脑“就是“核心”。自从人类有政治生活以来，无论是怎样的组织，都需要协调和统领组织的生活，因此都需要有首脑作为核心人物而存在。从原始部落的“头领”和“酋长”、封建时代的各种“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以来的各种体制的首脑（例如总统制里面的“总统”和议会制度里面的“首相”），无一不是围绕着首脑来进化和运作的。日本人把“总统”翻译成为“大统领”是非常形象的说法。

不过，近代以来的民主化给首脑注入了新的内容，无论是其产生、维持和退出，其行为、责任等各个方面都赋予了民主的内容。首脑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权力来自人民；同时首脑不能滥用权力（分权与制衡）；人民保留让首脑去留的权利（定期性选举或者罢免）；首脑必须对其政治行为负责等等。在西方，一般认为，民主是解决人类既需要首脑，同时又能保证首脑不滥用权力的最有效机制。

今天的首脑危机，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可说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首先应当说明的是，首脑危机并不是说今天西方各国没有了首脑，而是所产生的首脑没有能够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庸人政治。民主制度所设想的，是要选举出“出类拔萃之辈”成为国家领袖。但是现在所选举出来的首脑，很难说是最优秀的。如果说所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是否“优秀”很难判断，从经验上看，他们没有多少是有所作为的。即使这些政治人物想作为，实际上也很难。这或许是因为首脑个人的能力之故，或许是因为首脑所面临的制约过多之故。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

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不负责任的首脑越来越多。最显著的行为就是首脑们动不动就进行公投。西方代议制产生的原因在于，现代大社会不可能让公民直接决策，所以选举出他们的代表来行使权力。不过，因为这些代表之间经常达不成政策共识，演变成党争，首脑只能诉诸于公投。这样，间接民主又转变成直接民主。

就其形式来说，公投是直接民主的直接表现。但问题在于公民对很多问题没有判断能力，他们公投表决之后又后悔结果。这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为严峻的是，公投经常导致社会的高度分化，处于简单的“是”与“否”的分离状态。公投这一最民主的方式，导致了很不民主的结果，往往是51%的人口可以决定其余49%人口的命运。

“出类拔萃之辈”不从政

第二，传统类型的“出类拔萃之辈”正在失去参与政治的动力。就民主政治所设想的“政治人”理论来说，参与政治（即参与公共事务）似乎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从古希腊到近代民主早期，这一设想基本上有充分的经验证据，从事政治的都是贵族或有产者（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阶级或者商人阶层）。贵族和有钱阶层往往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不用为生计担心，是有闲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服务公众的愿望。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称这个群体为“职业政治家”。

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的假设已经不那么和经验证据相关了。从理论上说，大众民主表明人人政治权利平等，有更多的机会让普通人参与政治过程。不过，很多政治人物不再是专业政治家，政治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并且是养家糊口的工作。与过去相比，政治的“崇高性”不再存在了。此外，在大众政治时代，政治人物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出类拔萃之辈”不再选择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而选择了商业、文化或者其他领域，因为那些领域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代之以传统“出类拔萃之辈”的，便是现代社会运动型政治人物的崛起。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西方，每当民主发生危机时，便会发生社会运动。无论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还是由政治人物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都会产生民粹主义式的政治人物。在发展中国家，二战之后反殖民地运动过程中，曾经产生很多民粹式政治人物。这不难理解，为了反对殖民统治，政治人物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同时社会力量也已经处于一种随时被动员的状态。今天，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发展中社会，民粹主义到处蔓延，有左派也有右派民粹主义，一方面为新型的政治人物（也包括首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强人或强势政治的回归。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正在促使政治方式的转型，从传统制度化的政治转向社会运动的政治。从社会运动中崛起的政治人物，往往具有强人政治的特点，不按现存规则办事。破坏规矩是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如果根据现行规则办事情，就出现不了民粹。西方民主政治一般被视为已经高度制度化，甚至是过度的制度化。不过，民粹主义式的领袖可以轻易对现存政治制度造成严重破坏。美国特朗普的崛起表现得非常清楚。

因此，首脑危机不仅体现在传统类型的首脑不再能够作为，也体现在给人们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另类首脑的崛起。两者实际上相互相成，正因为传统类型的政治人物不再能够作为，导致了另类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

社会经济形态变化

社会经济形态决定了政治人物（首脑）类型。如前面提到的，人类社会自古至今经历不同类型的首脑。不同类型的首脑取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从原始部落、封建、帝国、神权、近代主权国家和现代工业社会，不同社会形态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政治首脑。

今天的首脑危机就是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化了，而政治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产生首脑的方式没有发生变化。今天西方民主是近现代工业民主的产物。工业革命造就了近代经济结构，所以也是近代社会结构。多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表明利益的多元化，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是近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数十年的全球化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全球化导致了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促成了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这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提高，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然而，财富在社会的不同群体中的分配高度不平等和不公平，财富流向了绝少数人，大部分人没有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利益，也有很多社会群体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结果，西方社会普遍地收入差异扩大和社会高度分化。更为严重的是中产阶级的大大缩小。技术更是恶化着这种情况。因为电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生产过程机器人化，技术所产生的就业越来越少。同时，这些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绝少数人，这些人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获取巨额的财富，而大多数社会群体不能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经济技术层面的变化，对近代西方产生的民主形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代议制民主，已经和当代的经济技术结构不那么相关，甚至毫不相关。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无能解决经济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政治人物很难和社会现实具有相关性。人们把“建制派”称之为“既得利益”，是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反映社会的现实。在这种情形下，“建制派”被民粹派击败理所当然，因为前者和社会现实脱离，而后者则来自社会本身。

当代经济技术面的变化，已经要求出现新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首脑），现在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满足不了现实的要求。这就是首脑危机的根源；很显然，危机来自于政治变革的缺失。如何解决这种危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要通过政治变革。近代西方民主到今天有200多年，尽管经济、技术和社会层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民主的结构和形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没有政治变化，就会有政治危机，而首脑危机只是政治危机的一个侧面。

今天，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表明政治变革的紧迫性。民粹主义、强人政治、反现行体制，这些现象历史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内部的民粹主义又必然会导致外部的民族主义。这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首脑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现实。对西方来说，所需要的是政治变革。在这场变革过程中，西方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新类型的政治人物（首脑）如何产生？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如何更新权力制约机制？如何更新代议民主？间接代议民主是否有条件转化成为直接民主？如何保障政治人物仍然是“出类拔萃之辈”而非蛊惑人心的政客呢？

对西方民主来说，历史没有终结。当代民粹主义的崛起和盛行，可说是西方新制度历史的开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