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国内权力交接的节点时刻，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软实力概念的创始人约瑟夫·奈教授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2017年1、2月号上，发表了《自由主义秩序会幸存下来吗——一种思想的历史》（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the History of an Idea）一文，对美国外交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做了简要回顾，着重强调了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及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点出了诸如滥用干涉主义、新的核心国家崛起等因素，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所构成的挑战。

讨论的核心议题可以概括为：“美国衰落了，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也会衰落吗？”从70年代霸权衰落论第一次进入主流学界话语，这个问题所引发的讨论，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停歇。好在我们有新的注脚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中，已经就国际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相对独立性，做了非常好的阐释，约瑟夫·奈的这篇文章对他的论述又做了补充。国际制度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要，“公共产品”包括国际秩序、和平的发展环境、平等的发展机会、对全球议题的回应等等。国际制度的优劣，应当从制度治理的效果角度做客观评价。

美国治下的和平和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一样，都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充当了制度的建设者和供给者，也当然地成为了制度性霸权的受益者。美国霸权只是成为这个体系下暂时的供给者，即使美国霸权衰落了，国际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仍然存在，并且会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发展，变得更加急迫和广泛，对国际制度的需求和促成国际合作的动力，就将始终存在。

甚至可以预测，国际社会对更加广泛和高水平的公共产品的需求仍将持续扩大，当任何孤立的霸权国家都不足以靠一己之力，承担起整个国际社会公共产品的制度性供给时（美国就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将会催生新的供给者和供给方式，这将为国际治理提供新的动力和路径。

在后霸权时代，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主导国家供给向国际制度框架下的合作供给转化。重新思考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一个不再具备支配性地位的美国，如果能够放下对霸权被取代的战略焦虑，选择以建设性姿态主动融入新秩序的议程中，仍然有可能成为新国际秩序的建构性力量。

美国著名的冷战史学家约翰·L·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将二战之后“具备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条件，而没有发生战争”的数十年称为“长和平”（long peace）。根据他的考察，“长和平”得以实现的国际秩序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能够反映力量分布、不需要高超领导技艺的简单结构、稳定的内部同盟关系和对盟友的背离保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同时基于1919年国际秩序中精心设计的复杂制衡结构，及对现实权力的忽视和理想主义倾向，他还补充道：“没有任何人对其加以设计，也没有任何考虑正义要求的想法，战后时期各国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一种国际关系体系之内：因为它是基于一种权力现实之上的，所以有助于实现秩序，尽管谈不上正义，但却比人们所预期的更好。”

这段不无冷酷和功利主义的评价，可以说切中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矛盾部分之肯絮。美国是战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其雄厚的综合国力也一直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重要物质基础。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其国内政策的延续和升华。

奥巴马执政八年的外交决策

在整个美国的外交权力分配中，总统掌握的是决策权，而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权力基本掌握在国务院。奥巴马八年执政，可以大致划分为希拉莉时期和克里时期。希拉莉任国务卿的五年任期中，奥巴马总统的绝大多数精力，放在了医保法案和应对金融危机余波上，在外交政策上与希拉莉有一些分歧。

回顾这一时期的诸多外交决策，不难发现希拉莉的外交思想，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挂帅的理想主义倾向，有重塑国际政治格局的意图。美国外交思想中珍贵的务实倾向，被希拉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倾向所取代。这一倾向在利比亚战争和随后的“阿拉伯之春”中被推上高潮。

但是世界格局的错综复杂，并非是单纯依靠自由主义的美好愿望，和宗教狂热一般的执着“布道”所能实现的。奥巴马－希拉莉时期的外交政策，也因此被普京讥讽为“2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在自由主义理想替代审慎态度，成为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依据之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积极资产就开始折损了。

克里任国务卿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所回调，对总统意志的贯彻也有所加强。比如力主推进美伊核协议谈判，和缓和美国与古巴的外交关系等，但仍然在乌克兰、叙利亚等问题上与俄罗斯纠缠不清，总体上缺少对自身利益的合理界定和务实关注。

总统特朗普的新外交班底没有多少老面孔，也并没有对保守派有什么特别照顾，重思路不重履历。这位保守倾向明显的新任美国总统，在竞选政纲中就已经暗示，在他执政之后，美国将重新聚焦自己的核心利益，不再谋求比现实利益更高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

目前来看，特朗普重拾务实的门罗主义路线，在胜选后同中俄等国际战略博弈对手的互动十分务实，战略回调的倾向明显。共和党不仅赢得了总统宝座，也在参众两院、地方政府换届选举中取得了大胜，摆脱了奥巴马执政后期“跛脚鸭政府”的窘境，具备重新修正外交政策的政治基础。

从对外交政策的掌控，以及政策制定的理性预期等等迹象可以预见，特朗普当选对缓解美国近几年来的战略焦虑、终结四面出击的外交战略是有帮助的。然而，美国外交的资产经历过反复的摇摆和徘徊，已经折损殆尽，曾经无往不利的“美式自由主义+直接民主=繁荣与发展”的华盛顿共识，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质疑。美国在国内外，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纷纷产生了质疑和反思。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在战后国际史上，霸权退场所造成的权力真空，诱发了地区内国家对领导地位和权力资源的争夺。在后霸权时代，霸权的收缩和消解，将在整个霸权体系内部制造更多的权力真空。我们已经看到的是，随着中东、北非、西亚等区域内的民族和宗教等固有矛盾日益激化，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必定会更加频繁、惨烈和血腥。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公共产品新的供给者和供给方式，就成了至关重要的议题。创造一种国际治理的新范式，预防和化解权力真空导致的权力争夺，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亚太地区，对于有志于重塑国际治理格局和国际领导力的区域大国来说，如何处理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就是一块试金石。东南亚地区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破碎地带，东盟（亚细安）十国之间在发展程度和权力制度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参与地区博弈时所采取的偏好策略有显著差异，而且随意性和反复性也更强，“东盟方式”就此应运而生。

中国与东盟和美国的互动，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种“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微妙关系。在争夺东南亚国家的博弈中，中美两个大国由简单的军事博弈升级为治理博弈。这一博弈是激烈的，但也是富有建设性的。

如果能够摒弃武力慑服和相互威吓的传统博弈思路，努力帮助区域内国家完成由“善政”向“善治”的过渡，确实有可能贡献一种大国间地区博弈的“错位平衡”新模式，无疑将为大国博弈开辟一条螺旋上升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之路，为区域治理和国际治理贡献新的积极经验。

但是这一策略没有先例可循，并且要受制于主要地区玩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但确实是考验中国治理能力的绝佳机会，也是突破大国崛起瓶颈的关键所在。

作者任职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在后霸权时代，霸权的收缩和消解，将在整个霸权体系内部制造更多的权力真空，我们已经看到的是，随着中东、北非、西亚等区域内的民族和宗教等固有矛盾日益激化，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必定会更加频繁、惨烈和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