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鹏:底特律破产与中国城镇化

时间:2017-01-17 03:0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造成底特律从辉煌走到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两个,一是底特律过于依赖于汽车业,二是人口大量向外迁徙。

美国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Detroit)于当地时间7月18日申请破产,由于底特律的债务非常庞大,目前欠下18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预料会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仔细分析底特律曾经的辉煌到现在的破产路径和原因,将给中国目前正在推行的新型城镇化有很大的警示,中国必须借鉴底特律的经验教训,尽量避免走城镇化的弯路。

底特律于1701年由法国人建立,初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争洗礼。由于占据五大湖水路的战略地位,底特律逐渐成为了一个交通枢纽。随着航运、造船以及制造工业的兴起,底特律自1830年代起才开始稳步成长,到1896年,亨利·福特在麦克大道租用的厂房里制造出了他的第一辆汽车,成为了底特律崛起的标志点。1908年,福特T型车(Ford Model T,俗称Tin Lizzie或Flivver)投放市场,在福特与其他汽车先驱者威廉·杜兰特、约翰·弗朗西斯·道奇和霍勒斯·埃尔金·道奇兄弟、沃尔特·克莱斯勒等的共同努力下,底特律慢慢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市内有福特、通用、克莱斯勒和阿美利加这四家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公司的总部及其所属企业。

汽车工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吸引了来自美国南部的大量居民,使得底特律的人口数量在20世纪上半叶急剧增长。到1950年底特律达成人口峰值185万人,一度成为了美国第四大城市,这也是底特律最辉煌之刻。但随后底特律开始走下坡路,到2010年底特律只有71万人,60%的人口向外迁徙离开了底特律,人口规模只排名美国城市18位,出现了大量荒废的建筑和较高的失业率,税收下降,收不抵支,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美国最大城市破产案的发生。

造成底特律从辉煌走到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两个,一是底特律过于依赖于汽车业,二是人口大量向外迁徙。

随着日本汽车业的崛起、石油危机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市场需求空间的扩大,一方面导致底特律的汽车业所占市场份额在下降,另外一方面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开始在全球尤其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兴建汽车厂,这直接推动了底特律汽车产业就业岗位和提供税收的能力在急速下降。在加上前几年的金融危机让底特律的汽车业雪上加霜,遭受沉重打击,三大汽车公司大量裁员,导致城市的经济更加恶化。而在这过程中,底特律也想改变过于依赖汽车业的局面,力图实现转型,但其并没有匹兹堡那种把握机会的能力,最终转型不成功,被汽车业活活拖死。

底特律的人口向外迁徙首先是和汽车业萎缩提供的就业岗位下降有关;其次由于民权运动引发的种族紧张局势以及该市发生的极具破坏力的骚乱,使得白人和中产阶级流向郊外,减少了城市的税收基础。人口向外迁徙让底特律成为美国过去60多年中城市人口削减最多的城市之一。

中国人口迁移率也将越来越高

举一反三,从底特律短短的六十年之间人口迁徙出去60%以上,就可以明显感觉到美国的人口迁移率。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人口迁移报告显示,2006至2010年间,美国五年人口迁移率约为35%,全美境内共有4730万人一年内曾搬家,其中1730万人是跨境搬迁。在迁移的人口中,大部分会留在原县区——美国州以下最大的行政区(61%,历史最高点)。同时,在不同州之间迁移的美国人占16%,在一个州不同县区间迁移的占19%。这些数据都表明,美国的人口迁移率尽管对比以前有所下降,但整体上还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受产业、收入、环境、公共服务等各种因素动态变化的影响,加上制度上日益鼓励人口自由迁徙、城市间产业、人口争斗的竞争日益激烈,人口迁移率将越来越高。中国在2000年到2010年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些超大城市,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45%、37%、29%、27%。这几年北京和上海一年新吸纳的常住人口都接近60万人口左右,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城市的市区人口规模。而在表现人口迁徙最主体的是农民工上,2011年,中国外出农民工分布最集中的是地级市,占33.9%;次之是县级市,占23.7%;第三是省会城市,占20.5%;第四是直辖市,占10.3%;建制镇最少,占8.9%。

与2009年相比,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县级市的农民工比率分别上升了1.2、0.7和5.2个百分点,在地级市的农民工比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在建制镇的农民工比率下降了4.9个百分点,这都可见中国人口迁徙力度在加大,而且向大城市聚焦的趋势很明显。

从底特律从辉煌到衰败的历程和原因上可以看出,一个城市要想得到发展产业和人口聚焦能力是至关重要。这对于目前正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放到更高战略地位上的中国需要好好的借鉴,尤其要对因为产业引导的人口迁移率日益走高,最终导致的人口再分布要有更精细化的预估。

当前,由于中国的行政和财政体制的主导,绝大部分中国大中小城市都有做大做强的梦,都想做加法,即使是一些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建制镇都想扩张规模。但必须要看到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继续走低,中国未来的总人口日益接近峰值,同时城市间竞争日益激烈、人口流动加剧的格局下,各城市人口数量必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也就是意味着,一些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产业进一步聚焦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市、农村人口是会出现减少;即使在一些特大城市和大中小同级别的城市之间,也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一些大城市也可能因为产业聚焦、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出现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意味着中国部分城市必须要考虑未来是要做减法的。

实质上,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是缺钱的,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率日益提高,部分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可能触及到安全线。尽管中国城市政府因为预算法规定不许负债,所以暗渡陈仓搞城市投融资平台来负债,主要是投入到城市的基础设施领域中。这种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高负债率出发点是源于想做加法,如果底特律的破产能让中国地方政府意识到在城镇化过程人口迁移可能需要做减法,那么中国地方城市政府就必须对自身城镇化战略进行一些根本性调整。这种因地制宜,根据人口迁移来调整城镇化战略,必定会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也会让中国的各种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避免出现大量的投资浪费和空城、鬼城的出现。

当然,要想让中国地方城市政府进行这种调整,中国中央政府要通过底特律破产这一惨痛现实,进行一些制度上的改革。通过制度改革,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避免地方政府过于主导经济造成不顾规律的盲目造城;要通过制度改革,让地方政府改变追求大的基本思路走向追求精的思路。只有这样,中国的城镇化才有可能得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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