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过去几年中日关系的极度恶化，让国内民众接受中日战略关系迅速转型也需要时间的看法。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日本民众认为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咄咄逼人”的回答占了极大多数，面对一个已经在实力上超过自己的超级邻国，日本民众当中有一种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顶得住中国压力”的潜在心理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选择上述三个战略优先，似乎也说明了日本认为这样也比较容易逐步实现国内思维惯性的调整。

第三，安倍已经获得自民党总裁任期延至三期九年，这意味着只要不出重大的事件，很有可能执政到2021年，稳定的国内执政也为其从容筹划对中外交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换句话说，前面三大战略优先可以在第二任期三年内进行，而对中外交可以在第三任期内进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并没有看到尽管一方面日本提出重新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实质动作又不明显的矛盾状态。

如何构建同中国的战略关系是日本外交转型不可回避的最重大问题，这一点无论是执政者、战略精英还是民众都很清楚，但从上述分析来看，日本还没有准备好从正面来回答这个重大的课题。上述三大战略优先看上去并不无道理，但问题在于战略互动并不会按照设计者主观设想那样直线式演进。

例如日俄关系究竟会不会那样顺利地发展，日本印度战略关系真的会让印度去牵制中国，东盟会愿意主动陷入中日博弈之中？这些不确定性会对安倍的战略设计造成冲击，因此日本的战略转型不应该回避或者压后中国，而需要同时推进三大战略优先和对中战略优先的并进。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这是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东亚合作论坛2016”发言一部分。

从日本看来，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并不意味日美同盟的终结，但过去那种单一日美同盟的战略基盘，显然无法适应新的战略环境和国家利益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