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2016年末到访珍珠港，访问亚利桑那纪念馆向阵亡美国军人悼念，随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表演讲，双方都提及了一个关键词“和解的力量”。

尽管日美双方对于历史问题和解的意义高度评价，但在中国看来，安倍希望通过访问珍珠港解决历史问题，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没有同亚洲国家的和解，历史问题就不会有真正的进展。就在安倍到访珍珠港当天，日本复兴部长今村雅弘到靖国神社参拜，与安倍同去珍珠港的国防部长稻田朋美，回国后第二天也去了靖国神社参拜。

旧金山体制下和解的延续

对日本和美国来说，广岛和珍珠港都是两国战争历史中高度敏感的地方，2016年5月奥巴马作为首位美国总统访问广岛，以及此次安倍珍珠港之行，都是日美在历史问题上具有象征性的外交活动，旨在展示了双方结束最后的禁忌，展示敌手成为同盟的和解成功。

安倍抱持的历史问题和解思路，似乎是一张三步走的路线图。首先通过互访来拔掉两国战争记忆中最后一根“刺”，展示日本不战决心和日美和解的成功，在此基础上巩固日美同盟的战略与情感基盘。第二步以牢固的日美同盟为基础，借力美国同其盟国韩国实现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第三步以上述两大步骤的成绩为后盾，最终实现日俄和日中在历史问题上的和解。

在具体操作上，安倍同样试图通过对美外交中处理历史问题的成功，来确立将来同韩国、俄罗斯和中国解决历史和解的模板。

2015年，安倍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演讲中强调对于战争的伤心和悲痛，但没有道歉。在8.15休战纪念日上讲话中，安倍同样连续几年没有提及道歉字眼，而是强调战争的悲惨和悲痛。2015年末，日本与韩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解决方法的共识中，也是基于人道主义观点，而没有涉及道歉和忏悔之意。

奥巴马访问广岛，安倍奥巴马共同访问珍珠港，说明美方基本上同意了上述日本处理历史问题和解的“安倍模式”。但关键问题在于安倍路线图和和解模式，会不会被中国接受？

美日历史问题的主要部分，在旧金山体制建立时已基本确定，访问广岛和珍珠港，从外交行动上可以说是一个突破，但从框架上来说，仍然是旧金山体制下的延续而非突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随后美国占领日本期间，麦克阿瑟与天皇之间进行了多次高度政治化的会谈，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条约和机制，就日美历史问题达致一定的了解，为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扫清障碍。东京审判是日美历史问题处理的核心，美国将太平洋战争的责任归结为东条英机等战犯，天皇免于出庭并得到保留。

按照这个逻辑，天皇在1978年靖国神社移入战犯的灵位后就不再参拜，实际上履行了日美在历史问题上的默契。美国制定的和平宪法保留天皇制的同时，规定日本放弃交战权，天皇积极支持新宪法。

1970年代，当昭和天皇被问及美国在广岛长崎丢原子弹的问题时，他说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些说明被认为是日美历史问题中的“毒刺”，已在最高政治层面得到解决，只不过首脑访问广岛和珍珠港，当时的民意基础还不成熟而已。

据报道，对于安倍提议访问珍珠港时，奥巴马说这必须不是你被迫作出的决定。这也反过来说明当民意条件成熟时，在高度政治层面共识的实现并非很困难。

中日历史问题和解很难有突破

与上述日美历史问题和解相比，日本与亚洲国家过去70多年在历史问题上似乎进展很少。从表面上看，这常常被中国认为是日本右翼势力反华倾向作祟，而在日本看来，却似乎是中国等国家打“历史牌”。然而，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包括领土问题久拖未决，影响关系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双方对待历史问题思维框架的矛盾。

首先，日本认为自己接受了美国制定的宪法，战后几十年走了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日本仍然认为二战的主战场是太平洋战争，而且日本是在海上被美国打败，战败的结果是日本投降，进入美国主导的旧金山体制成为美国的盟国。在这个框架下日本回归联合国，参加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同时与东南亚国家进行了战争赔偿谈判。

1965年，日韩关系正常化实际上也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实现。这些历史经历也让日本产生了历史问题，必须要在美国的介入下才能解决的幻觉。客观上，这也造成了日本自主战略性地解决同亚洲国家历史问题的动力不足。

第二，中国并没有参与旧金山体制的建立，尽管对于美制和平宪法给予支持，但对于美国为了战略利益，在日本对中国的历史问题的纵容感到不满，对日美同盟中针对中国的因素有所警戒。 在中国看来，中国作为亚洲的主战场牵制了日本主要军力，付出了巨大牺牲，日本历史问题首先应该是中日之间的问题，其次才是日美问题。

如果说日美之间在战争问题上还可以讨论什么时候、谁是加害者的话，中国则是完全受害者。但中国处理对日历史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与美国很不同，一方面，1972年中国同日本恢复邦交正常化时，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美日之间历史问题处理的基本原则，第一将战犯与普通民众区分，承认天皇；第二支持日本的和平宪法。这强化了日美的和解是中日和解的模板和前提的思维。

另一方面，中国在实践上试图突破旧金山体制的思路。中国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在领土问题上采取了“搁置争议”的务实做法，在对日外交方向上定位了“世代友好”。因此对中国来说，中日的历史问题首先是一个道义问题。因而，当日本在靖国神社参拜，教科书事件等问题上的反复，以及冷战后针对中国的强化日美同盟步骤出现时，中国从内心深处感受在道义上被日本“背叛”。

第三，正因为中日之间对于历史问题和解思维框架的落差，导致了双方互信不仅仅没有因为交流对话的增加而强化，相反出现了交流越多互信越少的怪现象。中日历史教科书共同研究的项目，最终也以各说各的结束。对彼此相互沮丧的结果是，中日双方在政策上都采取通过对美外交来调节中日关系的办法。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路线图，实际上反映了其直接与中国进行历史问题和解的信心不足，所以才要以对美外交的成绩来鼓气。

但是在中国看来，这只不过是其为了强化同盟对付中国的政治作秀而已。中国根本无法接受“不道歉和解”的“安倍模式”。这样下去，中日之间的和解之路不是越来越近，而可能会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