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渔民前往太平岛维护自己国家的权利，但必须以紧急危难为理由申请淡水补给，才可以登岸，但其中载有凤凰卫视三名记者的海吉利号，必须停泊在外海。这表示，紧急危难的救助，不适用于大陆人，或受雇于大陆的人。换言之，谁能成为台湾权利保障的主体，是一种肉体的判断，而不是价值的判断。

兹事体大。假如，凡是大陆人或具备某种大陆身分的人，必须排除在台湾所承认的权利主体之外，就表示台湾所奉行的人权，不但不是普世价值，反而是对人权选择性地忽略及压迫。实践上，如此透过歧视来区隔两岸人民，并不限于这个个案，甚至是早在国民党时期，就已经建立的惯例。外省籍官员用来自欺欺人的人权价值，如今正在把他们自己变成是没有资格享受人权的异族。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是台独势力与外省籍官员共谋的罕见案例。他们各怀鬼胎，先后将大陆人建构成权利主体范畴外的其他人种，酝酿一种达到高等文明的台湾种族优越感。这样的种族优越感当然是虚构的，因为两岸人民无论血缘文化都难称为两个种族。

然而，如果大陆人一概没有资格在台湾享受权利，享受权利的资格就形同定义台湾人的一种法律基因，大陆人既然没有资格，人权的种族化于焉发生。

在李登辉执政时期，就打定主意要去中国化。他的一大帮外省籍官员为了讨好他，又不违背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就出谋划策，鼓吹以两岸的制度与价值差异，来做为同大陆对抗的意识形态，取代国共对峙。

对李登辉而言，去内战就是去中国化，符合他的大战略。但对他的外省籍官员而言，制度与价值之争可以影射内战还在打，所以足以说服自己，李登辉不是台独。

回溯当时的公共论述，可读到字里行间的身份暗号。在1990年代，凡用国家安全为理由在讨论两岸关系的，后来基本上都在21世纪后出柜，成为理直气壮的台独。可见所谓国家安全，就是两岸属于两国的隐喻。相对于此，几乎所有外省籍官员都回归到制度与价值之争。后者遭遇的困境是，假如有一天大陆的人也享有人权，那他们怎么面对台独？怎么让台独接受自己是新台湾人？

影响所及，就产生了一种心态，绝不能承认，甚或容许大陆人享有人权。第一个高潮是1994年发生千岛湖事件，24个台湾游客遭谋财害命烧死在船上。台湾官方一面倒地指向大陆官方涉入，谓其处理过程罔顾人权。陆委会与海基会异口同声，说是合法游客遭非法谋杀。实际上，被害的还有八名大陆船员，台湾媒体刻意回避报道他们。而且，台湾游客并非合法观光，因为当时并未开放赴大陆观光。

无独有偶的是同年稍后发生上好号渔船事件。这艘载有大陆渔工的船因为台湾并未开放雇用大陆人，结果在台风来临前未能及时获准入港避风。俟获准后已来不及，驶入前竟然触礁，渔民便投入巨浪逃生，有10人不幸溺毙，其余登岸。媒体指称这是台湾版的千岛湖事件，引发陆委会不满，澄清渔民是非法雇用。卫生署更在事后强调，应关心的事是，大陆渔工的排泄物污染台湾近海。

其实，不论台湾观光客或大陆渔工，根据台湾的法令都是非法，但根据大陆的法令都是合法。不过，那些进港避风的在事后可自行驶离，但那些泅水逃生登岸的，则被当成偷渡客囚禁。换言之，他们的肉体是否接触台湾的土地，是判断他们是否违反紧急危难规定的依据。像不像载有凤凰记者的海吉利号？遭遇颱风的大陆渔民不能因为紧急危难登岸，海吉利号也不能在太平岛申请紧急危难的补给。

外省籍官员引用的上述似是而非的合法或非法论述，以及谁有资格作为紧急危难时的权利主体，后来愈演愈烈，沦为一种彷效种族主义的风潮。1999年在模里西斯发生金庆号喋血案，台湾船长杀害15名大陆渔工，陆委会说是船长醉酒意识不清的个案。请问，意识不清却能清楚分辨台湾或菲律宾渔工不必杀的话，这需要多深层的建构，才能达到这种大陆渔工才是唯一非人的意识效果？

至此，大陆人没有人权的印象变质，大陆人已根本不再有资格作为人权主体。也就在这个时候，台独开始执政，进一步将外省籍官员所建立的自由价值标准，完全转变为一种种族主义标准，也就是一种在想象中不容跨越的区隔——两岸成为两个种族，其标准在于能否受到权利保障。于是，大陆人不必、不能、不应在台湾受到权利保障，形成实践台独的绝对律令。

所以，大陆配偶取得权利身分必须特别严苛（立法院某次公听会提到陆配不是自由恋爱，好像台湾人都是自由恋爱，都才享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同理，大陆学生连自费健保也不准。看起来没必要的压制，却成为情感上无解的链锁，这不能不说是传染了种族主义。只不过，台独是用享有人权的资格，当成不能跨越的基因。因此形成的伪种族主义，特别脆弱，特别容易揭穿，故特别激情。

台独还有没有可能摆脱伪种族主义的桎梏呢？民进党在2016年重新执政后，似乎变本加厉。因为，这些伪种族标准不但适用于大陆人，也正开始适用于不支持台独的台湾人，包括早年依附李登辉的这些外省籍官员。这将导致没有宪法权利资格的台湾人，其数目在短期内难免迅速增长。这不仅是人权的危机，也是太平岛的危机，更是台独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