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倒贴钱，也有人抢着加班

倒查20年的专项整治中，煤炭系统被认为是贪腐重灾区。

在鄂尔多斯，多位担任过煤炭局或能源局局长的官员接受纪委调查，比如：鄂尔多斯市原煤炭局党委书记、局长郭成信，掌握当地煤炭项目审批大权长达8年，在其退休5年多后被查。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鄂尔多斯煤炭难以外运，对GDP的贡献远远不如本世纪。即便如此，煤炭对于地方财政依旧至关重要。据一位在煤炭系统工作过的官员介绍，在90年代云公民主政当地时，煤炭局被称为“第二财政”。“其年收入是第一财政的10倍。有一年财政局出现4000万元亏空，煤炭局直接支援了8000万。”

这位前官员还透露，通过煤炭敛财，之后再去买官。“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是个科级干部，有一次跟着局领导去见云公民。当时传闻他可能升任自治区副主席，我们局的领导向他道喜。云公民做出数钱的手势说：‘升上去还得要这个。’据说是有一家煤炭企业赞助了云公民。他升上去后，政府征收该企业的‘维护简单再生产费’时，每吨煤优惠7元——这在90年代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优惠政策执行了10多年，大约在2010年前后才废止。”

但也有接近官场的人指出，这家企业曾经大修基础设施，为鄂尔多斯煤炭外运做出过杰出贡献，所以才能得到优惠。

记者采访期间发现，煤炭系统的贪腐经常涉及煤管票。

发放煤管票，国家可以调控煤炭产能。比如，一家煤企领了1万吨的票，即使开采了2万吨，也不能销售、外运。

煤管票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征收税费。煤企领票不是免费的。据煤炭行业资深人士介绍，1992年，一吨煤的煤管票需要缴费14到15元，目前则已涨到每吨100多元；这笔钱相当于税费，上缴国家。

一位从事煤炭运输的司机介绍，煤管票是一车一票，一票一号。即：每一张票都有一个专属的编码，意味着票据不能重复使用，产销量不可以随意增加。每个矿的煤炭运出去，必经之路上一定有煤管站，过磅核实重量，验收合格了，工作人员在煤管票上加盖公章。此后途经各类检查站点，包括运管、交警的检查，都可以凭票通行。

要是打点了整个检查环节上的公职人员，操作空间就很大。

这位司机称，最需要打点的是煤管站，因为这一关不可避免。比如，拿着33吨的煤管票，运了70吨煤，关系好的话就能放行。司机超载，获得了超载部分的运输费；煤矿减少了领取煤管票的费用，因此售价有所降低，与购买方分享利益；煤管站的工作人员则接受了贿赂。

一位煤炭行业资深人士说：煤管站的工作人员分成三批轮流值班，每24小时为1个班，每个工作人员一个月大约值班10个。多位行业人士介绍，如果煤管站开设于质优量大的煤矿，值一个班收受的贿赂能达万元，2万元也很平常。也就是说，一个最基层的公职人员，每年收入达到百万甚至数百万元。“他们抢着值班，如果同事哪天不上班，代班的人还要倒给钱，一个班要价多在1000到5000元之间。”

但不是每个煤管站都开在效益好的矿上，这部分公职人员往往有特殊关系，比如是领导的亲戚。不过即使是“效益”差的煤管站，工作人员每月灰色收入也能达到三五千元。

煤炭局的官员还私自倒卖煤管票，比如120元/吨的票，以60到70元的价格卖出去，所以票证科的岗位也是香馍馍。坊间传闻，鄂尔多斯曾有2亿吨的煤管票去向不明，后来纪委检查，票证科的官员慌了神。有两个独立信源告诉记者，该事件中有官员自杀，但未披露原因，而当地政商圈较为一致的说法是，该官员被卷入煤管票的倒卖。

在倒查20年的专项整治中，慌了神的官员不在少数。呼和浩特某事业单位的干部说，现在很难邀请一些富煤盟市的官员吃饭，再也不敢违反相关纪律。

敛财手段五花八门

煤炭系统绝对不是涉煤贪腐唯一的灾区。但凡有一定关联的政府部门，都试图从煤炭经济的发展中分一杯羹。

东胜区一位来自外省的煤矿承包商透露，他需要打点的政府部门本来就很多，而且有地市一级的，又有旗县一级的，数量就更庞大了。

以公安部门为例，多位商人介绍：落马前曾担任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东胜区分局局长的刘杰，在其直管的东胜区率先实行民用火工产品的集中管理，全区的雷管炸药销售专设在某一派出所。“所长是他的亲信，这就方便了他从中敛财。火工产品是采矿必需品，老板们去买，最初还要交一笔5万元左右的‘赞助’。刘杰在政商圈毫不避讳，说养活协警需要一些补贴。”这一模式后来又在其他旗县推广。

相关报道显示，从2007年到2020年案发，刘杰以其妻子、女儿、其他近亲属为“白手套”，或委托他人代持股份，在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汇能公司）等4家大型煤企、2处个人煤矿入股1930万元，获利2132.59万元。其中，仅在汇能公司，刘杰夫妇就获得分红593.44万元，其20万元原始股本金也增值45倍，达到900万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刊文评价：刘杰入股的大多数煤企总部设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他深知这些煤企有求于己，便把这些煤企当做自己积累资本、发家致富的工具，肆无忌惮入股获利；而刘杰所谓的煤企“朋友”，为了能在刘杰庇护下发展，都想方设法满足其各种需求。

从目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通报，以及已结案的判决书看，入股煤企是很多贪腐官员的惯常行为。

此外，吃拿卡要的风气弥漫，甚至可能是频率最高的索财方式，最基层的官员也总参与其中，成为一种蝇贪。

前述外省承包商提到：“开矿最初一段时间，各部门的各级领导对安全和生产都不放心，带着下属来视察。局长来了副局长再来，科长陪同完局长又陪一次副局长。所以头几个星期，每天要接待几批官员，除了吃吃喝喝，还要给所有前来视察的人准备红包。”

多位涉煤商人表示，即使过了开矿的最初阶段，又有相关部门的例行检查，且部门数量还很多。“要挑点毛病很容易。比如矿区道路，车辆设备来来往往，压坏了没及时修补，就可能有道路不平整的毛病。”来例行检查的往往是基层干部，但如果不达标，他们往上一报就麻烦了，所以每次也要准备红包。

如果检查出来的问题被上报，煤企就要交罚款，但罚款也是一门学问。一位煤炭商人介绍：“打个比方，一笔原本是10万元的罚款，最好是先花3万元打点领导，然后就可能只要罚5万。省了钱不说，关键是效率高。即使真的愿意依法依规交10万元罚款，但领导没捞到好处，便说要开会研究研究。等他们商量出个处罚方案，几天或者好些天就过去了。期间煤矿必须停产，而停产的经济损失可能远超罚款金额。”

外地商人在利益链上相对弱势。无论是灭火工程还是普通煤矿，头一道拿下采矿权的通常是在本地政商圈有特殊关系的人，他们再转包或转卖出去。这就是所谓炒矿，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本地人只需转手就可能净赚数亿，而购买的外地商人则要开采数年才能赚到钱。

外地商人由于不被当地官员信任，他们往往要在本地政商圈找到中间人。一位外省商人说：“每次我把钱交给中间人，他有没有送给领导，我都无从知道，但又不能不给。”

多位煤炭行业人士透露，对于关键部门或科室的领导，逢年过节都要送礼金。“每年至少中秋送一次，春节送一次，每次至少5万元——这还是在你煤矿手续齐全、各项合规的情况下，实际很难做到。”一位行业资深人士介绍，灰色开支通常占煤矿全部开支的10%到15%。

有位涉煤商人告诉记者，其同学任职某部门的关键岗位，“但他很不喜欢去视察煤矿，因为一去就有红包，收下不好，不收又显得太另类。”当地政治生态已被摧残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