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比能力更重要

留校任教的龚克，很快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成为讲师后不久，系里负责人找他谈话，希望他去做学生辅导员。这是清华大学的传统，在1953年由校长蒋南翔首创，一些政治素质过硬、业务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低年级学生的辅导员，他们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一肩挑业务学习，被称为“双肩挑”制度。

龚克因自己本科研究生期间都不在清华求学，不了解相关情况，婉拒了这一安排，但成为了教研组的党支部书记。工作两三年后，龚克成为电子工程系的副主任，他想管科研，但系主任则要求他管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他后来意识到，这其实都是系里对他的培养与考察，意在为他补上对清华缺失的那部分了解。之后，学校安排龚克到研究生院挂职，担任副院长兼研究生培养处处长。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或许自己本硕博都不在清华大学的“非近亲身份”，给了自己在清华发展的更多空间。学校有意地进行“非近亲繁殖”的培养，因为这样的老师会比较没有局限，不容易被牵扯进复杂的人事关系中。

龚克是有些纠结的。早年在电子工程系里工作时，他参与了微波与数字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工作，从零起步，从无到有，并在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席之地。放弃这些，从以科研为中心转为以管理为中心，进入校领导层，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决定。不过，工作需要使然，他并没有太多思考的余地。1998年，龚克担任校科技处处长。1999年，44岁的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此时，距离他回国以博士后身份进入清华大学才12年。

几年后，他再次遇到了一个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机遇，与他早年科研的愿望有几分接近。他成为国家最早筹建的国家实验室之一——清华信息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筹）的首任主任，相应地，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清华信息学科群的建设和有关的科研工作。但不久后，新的调令来了。

龚克记得，那天自己刚从台湾出差回家，接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电话，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教育部谈话，说可能会有工作调动。他从教育部得知，自己即将赴任天津大学校长一职，时间十分紧张，要随时准备上任。在此之前，龚克的人生与天津从未产生过交集，有关天津大学的情况，之前他只是偶有接触。

离开清华大学前，龚克是“双肩挑”干部，一直没有放弃科研工作，门下也还有博士生。2006年到天津大学后，龚克也招了一名博士，但很快他就发现，与原先在清华大学当副校长时不同，现在，他忙得根本没有时间与这名博士生交流。为了不耽搁学生，只好送他去国外联合培养。此后，他再也没敢招过学生。

五年后，龚克接到新调令，前往一墙之隔的南开大学任校长。这是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类大学，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对龚克来说都是新难题。担任天津大学校长后，龚克全心投入到办学之中，大量看教育学领域的书，为自己补课。逐渐地，他把科研工作全都放下了，一心一意做学校的掌门人。“你做了就要做好，要担起这个担子来，你面对着学校的百年历史，几十万校友，几万在校学生，必须拼命做。”龚克说，这份责任，使得他将自己人生的某一阶段，和一所学校联系在一起。

他拿自己的经历教育年轻人，也许有少数非常幸运的人，是喜欢什么，就选择什么专业，也就是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而他则相反，他是干一行，继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他相信达尔文的话，能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大甚至也不是最聪明的种群，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他觉得这种对需求的适应能力是最为重要的，学习能力、忍受困难的毅力、承受变化的压力，以及在这之后所培养起来的兴趣，是更为扎实的东西，就如同他以责任为驱动的工作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