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克，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副校长，2006年7月任天津大学校长，2011年任南开大学校长，2018年卸任。

2018年度教育人物 — — 龚克：一校之长的选择

本刊记者/徐天 — — 本文首发于总第882期《中国新闻周刊》

获奖理由：

他是大学教授、校长，也是中国教育的观察者和改革者。他出身于教育世家，既传承了“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又矢志于探索中国教育的根本和素质教育的内涵。他认为大学改革的要义是去行政化，他不遗余力呼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他倡导轻学科排名、重学生发展，回归教育规律本身。他的思考立足于教育，但影响所及，远超教育领域本身。

从南开大学校长一职离任时，龚克数了数，自己在这所学校工作了2555天。近八年前，从天津大学校长一职离任时，龚克也做了一样的计算，他在那里工作了1642天。

在一个下雨的日子，他从北京只身来到与过往人生无甚交集的天津，并在该市最重要的两所大学里，种下自己的教育理念，使之生根发芽。

不少人知道他，除了因为两校校长的身份，更因为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教育观念、直言改革主张。他曾直言，“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认为高校应进行去行政化改革。

2018年年初，龚克离任南开大学校长。但他始终身体力行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对教育的思考和呼吁，从未停下。

三次主动选择

龚克的求学生涯，可以说与国家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每一步都踩在了重要的时间点上。

小学四年级那一年，“文革”开始，龚克和所有同学一样，停课闹革命。1970年，初中毕业的龚克，进入北京的798厂——该地后来以798艺术区闻名。这是一家军工厂，龚克被分配进微波车间，成为车工。

很快他就感到了力不从心。他是学徒，师傅让他们去王府井书店买金属切削手册，他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书里涉及了几何、动力学的知识，他几乎一窍不通，也无法搞懂相关原理。1972年，厂里重新建立规章制度，在政治学习之余，年轻人请“文革”前的大学生给他们补课，讲授数学、物理的知识。龚克还曾多次申请当工农兵学员，但屡次失败。1977年听说要恢复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他要抓住这个机会。

他选择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因为其有军工背景。1978年3月，即将满23岁的龚克，成为北京工业学院电子工程系“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本硕博三级学位制度建立。龚克看到了一条新的学习路径，决定参加研究生考试。成绩出来后，学校的研究生招生负责人找龚克谈话，告诉他成绩不错，现在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可以让他去。

于是，成绩优秀的龚克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公派出国的研究生。1983年，他前往奥地利的格拉茨技术大学，在通讯与电波专业，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他用四年半时间提前拿到了学位，并决定回国。

摆在他面前的选项并不少，他可以去中科院的研究所做研究人员，也可以去国家机关做公务员，或者去新成立的卫星通讯公司。而这些选项则各有利弊。

中国在1985年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对龚克来说，做博士后，能将对未来路径的选择押后两年。他了解到，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比较充足、科研活动较活跃。于是，龚克进入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系，成为系里的第3个博士后、清华大学的第11个博士后。

多年后，龚克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总结自己的前半生，说多年来自己其实只有过三次主动选择的机会，都在“文革”后求学的12年间。一次是考不考大学、考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第二次是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要不要考研，毕竟那时候大学毕业已是高学历，就业之路很广；第三次则是博士毕业时，要不要回国，回国后去哪里。

他后来回想，认为自己早早回国是十分正确的。一方面，他尽早进入并熟悉了国内的研究环境，另一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为日后在国内的发展留出了充足的时间。

1990年，35岁的龚克留在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工作，90018这个工号将在未来的16年伴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