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央决策层的高级智囊，刘鹤善于博采众长。

刘鹤曾两次在美国求学，先是1992年在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工商学院学习；1994年到1995年，又在以研究公共政策见长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这两段求学经历扩展了刘鹤的国际视野，对其影响颇深。刘鹤一直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关重要。

1998年6月，中国经济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通货紧缩状态，刘鹤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

他与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一想法，决定发起中国经济50人论坛，定位是集中国内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讨论，希望邀请国内经济学界各主要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进行不定期的交流。20年过去了，这一非政府群体聚集了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易纲、白重恩等在内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研究具有前瞻性

刘鹤的学术研究多采用结构性的分析方法，在多个时点能敏锐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关注的中长期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早在1994年，刘鹤就提出，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实现小康水平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内生性需要，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调。

他关注到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从内地向沿海的流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城市化，要从成本费用及其社会两个分析角度出发，有计划地塑造大中小并举，以中小为主的城市群体网络，引导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城市功能系统，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派生的非农产业群，由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

此后，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大城市为主和小城镇为主的两派之争，在实际政策执行中导致不少困惑。刘鹤2010年在《中国改革》发文提出加快建设城市网（City Networking）。

所谓“城市网”，是指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一思路正是目前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路径。

2000年，刘鹤发现，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他提出，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并将当时的结构性矛盾简要归纳为服务业比重过低甚至下降、城乡人口比例失调和极低的城市化率、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以及公司或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不到位四方面。

近20年后，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外，特别提及“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与2000年相比，中国服务业比重和城市化率得到明显提升，但刘鹤当年提出的软基础设施与经济转制不配套，比如建立社会保障的速度和政府的支持能力与居民预期之间的严重不对称，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不到位等问题，仍然存在，亟待解决。

2006年5月，在对智利和阿根廷进行了十天访问后，刘鹤在《比较》杂志发表了《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当时刘鹤关注拉美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注意到了经济大起大落、贫富两极分化、民粹主义、腐败等方面的教训。

“刘鹤对中国陷入拉美式陷阱的担忧比别人更早，有更系统性的研究。”曾任《比较》执行主编肖梦说。刘鹤近年来的几篇重要文章均发表于《比较》。

2010年10月，刘鹤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也提及，“处理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拉美的教训”。他称，出现问题的第一步，是发展战略一度失误，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然后采取了民粹主义的态度来呼应短期的社会舆论，对穷人承诺给予高福利，但政府没有财力支持，致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此后，刘鹤还在多个场合谈及这一话题。

在2007年底展望2008年经济形势时，刘鹤指出，次贷危机和新经济危机不一样，一旦美国房地产下滑，它的效应会远远大于新经济。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外部挑战大于内部挑战，要高度关注国际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

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需剧烈下滑，中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东部沿海出现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失速。刘鹤撰写万字长文，称中国经济是“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他乐观预言，“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增长奇迹继续的关键是，要果断地把握时机，今天该做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刘鹤同时提出了关于未来趋势的三个长期课题：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他认为，在外部震荡引发内部震荡和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的新形势下，中国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和深化金融市场，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时间过去近十年，这三个课题至今仍是中国崛起和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刘鹤当年的观点也仍是这些问题的恰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