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9日,刘鹤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这一任命各方早有预期。2018年以来,刘鹤先后在多个重大场合露面:1月底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刘鹤代表中国阐述了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并释放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号,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近期中美经贸关系趋紧,2月27日刘鹤出访美国,协调中美经贸关系,有分析人士认为,刘鹤将成为中方对美经贸关系的牵头人。种种消息显示,被外媒称为“中国萨默斯”(Larry Summers,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的刘鹤将在新一届政府中出任重要职务。
自2003年开始,刘鹤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并于2011年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开启了高层智囊之路。2013年,刘鹤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是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鹤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也是多项改革方略的设计者之一,无论是中国早期的产业政策制定,还是“八五”以来数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或规划的编制,刘鹤都有参与。
作为经济学者,刘鹤认为,跟踪实践变化、归纳和升华为理性表述,以便更好地面对未来,这是经济学界的社会和历史责任。他说,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以及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
产业政策的规划和执行者
刘鹤1952年出生于北京,曾就读于北京101中学,17岁赴吉林插队,一年后入伍。1974年退伍后,刘鹤在北京无线电厂工作了五年。1979年,刘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在此度过了七年时光,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短暂执教。刘鹤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称,“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
1986年,刘鹤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当时,正值中国刚刚开始引入产业政策,刘鹤参加了国研中心产业政策专题研究组,并作为执笔人之一撰写了题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的报告,建议引进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的产业政策,通过协调财政、金融、税收、外贸、外汇、技术、人才等调控手段的综合政策体系,对某种或者某几种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现代化和产业改组进行促进。
这一报告很快得到党政主要领导人的批示,刘鹤也很快调入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1989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产业政策的文件。
刘鹤先后在国家计委工业综合局、产业政策司、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政策研究室工作。1998年刘鹤出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此后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在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任职期间,1989年刘鹤发表了论文《我国产业政策实施的总体思路》,提出社会资本缺乏和技术有效供给不足,是我国工业化的主要矛盾,从实施的角度来说,今后八年内(至“八五”)我国的产业政策有三个基本目标,即倾斜地充实社会资本,为直接经济活动和外资流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市场的组织化,有重点地改造存量资本;全力支持创汇产业,为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创造前提条件。
根据中国的资源赋有条件,刘鹤提出,把近期的创汇重点放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把中期的创汇重点放在机械、电子、精细化工等技术、劳动和资本综合密集型产业上。同时,产业组织政策的基本内容应当是:塑造市场主体、加强市场组织化与有重点地改造资本存量。
现在回头看,刘鹤提及的这些重点产业,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发展升级的路径,其产业组织政策的内容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鹤还特别强调,产业政策的实现有赖于具有较高素质的企业家与政府经济管理人员队伍的形成,并称如何形成这两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是高于上述政策(即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的最优先考虑。这一认知在当前仍具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以林毅夫和张维迎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争论不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总结产业政策讨论时称,中国1987年引进产业政策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很少有人知道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即运用财政、金融、外贸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导手段,有选择的促进某种或者某些产业的发展,抑制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之外,还有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即以提供信息、引导民间企业为中心的政策。
吴敬琏回忆称,刘鹤在1995年任国家计委产业规划司副司长时就意识到这一问题,明确提出应当用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来逐步替代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即选择性产业政策)。
刘鹤认为,应逐步淡化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差别对待不同产业的色彩,以增强其产业的竞争力,反对垄断、保持竞争和广泛提供信息等原则来支持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信息、建立市场秩序等,增强市场竞争功能的内容,将成为新的产业政策的主要特征。
“这段话说得非常深刻,而且切中时弊,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吴敬琏评价称。
在国家计委工作的十几年间,刘鹤主持制定了11部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部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实践层面,在世纪之交,刘鹤任职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期间,曾领衔制定电信业重组方案,2017年还牵头规划了中国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成为中央决策的高级智囊
刘鹤工作过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是中国重要的智囊机构。作为高层智囊,刘鹤参与了若干重大政策、规划的制定出台,如“八五”以来多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或规划的编制工作,以及多次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2008年9月17日,雷曼兄弟破产两天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派出一位顾问,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此人即为刘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参加了这次会面。他说,刘鹤的使命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
2010年10月,“顶层设计”一词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出现。刘鹤在建议公布后第二天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构成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
他称,提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30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和刘鹤领衔的改革方案《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即383方案)发布。这一方案提出,新一轮改革目标是建立富有活力、创新导向、包容有序、法治保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措施是推动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企业体制的“三位一体”改革,为此必须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垄断行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体制以及对外开放等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这八大领域的三大改革突破口是放开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加强竞争;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交易。
这一方案公布,即引发诸多关注,尽管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不尽相同,但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2013年5月,国家主席中领导人在与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伦会晤时,曾表示“刘鹤对我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