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民营资本

作为“中国首席保险营销员”，项俊波执掌保监会五年间，在近30个省区市为当地官员作保险专题报告。其推销保险的一个“成果”是引来各种产业资本进军保险业，形成上百家排队等候进场的盛况。“中国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大佬，都想要拿到一块保险牌照。”一位接近保监会的人士感叹。

在这些新进入者之列，房地产商成为其中的主力军，尤其南粤一隅的几大房地产商几乎都染指保险业，前海人寿、珠江人寿和恒大人寿等地产系保险公司纷纷成立。

据统计，自新“国十条”发布以来，保监会共批筹财、寿和资管公司分别为24家、17家和16家。其中，2016年共有18家保险公司和2家保险资管公司批筹。

作为拥有宏观经济理论功底和金融管理实务经验的项俊波，很擅长审时度势，踩准大政方针的时点，为保险业争取到诸多扶持政策。他主导的三大市场化改革和13项投资新政，带来了保险业的迅猛发展，走出了彼时的发展困境。一些中小保险公司，借势弯道超车，迅速成长为大鳄。比如，前海人寿被业内称为“用3年时间走完平安保险16年历程”，恒大人寿以开业首月保费破百亿开局。

三大市场化改革推行之年，“深圳板块”开始崛起，生命人寿（后改名富德生命人寿）增资至107.75亿元，总资产高达1958.68亿元，净利润53.56亿元，突然跃居非上市险企首位。

也正是这家公司引领了险资举牌元年。2013年1月，生命人寿首度举牌金地集团（600383.SH），争夺控股权，并将农产品、佳兆业、中煤能源、首钢资源等个股收入囊中。高调、凶悍的“门口的野蛮人”，成为资本市场贴给它的“标签”。

2013年4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四条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允许符合规定条件的保险公司单个股东（包括关联方），最高可达51％。

一位保监会人士曾对《财经》记者介绍当时放开20％持股上限的初衷是为了吸引一些优质的国企和大型民营股东投资保险业，使保险公司进一步集中资源，充分发挥股东优势。

按照该人士的说法，如果股东结构中存在一个管理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在日常经营中可以产生“激励效应”，通过管理股东防止其他股东“搭便车”，防止公司管理层与公司和股东利益脱节，也有利于增资时的协调。

从这一年开始，成立仅一年的前海人寿开启了大规模增资之路，三年间从10亿元增资至85亿元。

不过，业界和媒体对前海人寿可能存在实质上的“一股独大”股权结构已颇有质疑，认为其存在代持安排的重大嫌疑。增资之疑，最终在2017年保监会的一纸罚单中窥见端倪：前海人寿2015年11月增资报告（即增资至85亿元）所称的股东增资资金性质为自有资金，与实际情况不符，存在提供编制虚假增资资料的现象。

2013年11月，昔日极其低调的吴小晖开始走到前台，出任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一年也是安邦保险的举牌年，不仅与生命人寿在金地集团展开举牌争夺战，当年底，耗资136亿元首次举牌招商银行（600036.SH，30168.HK），震动市场。

新“国十条”发布当年，安邦保险如猛虎出笼，争取民生银行（600016.SH，01988.HK）第一大股东股权，增持招商银行（600036.SH，03968.HK），举牌金融街（000402.SZ）和金地集团（600383.SH）。同时，开启海外“买买买”模式，将纽约百年酒店华尔道夫收入囊中，收购比利时FIDEA保险公司和德尔塔·劳埃德银行，几乎每月上一次头条。总资产已近万亿元的安邦保险，以“有钱任性”的风格成为公众和业界眼里的新一代金融“土豪”。

原本籍籍无名的生命人寿和安邦保险等中小公司，开始成为保险舞台上的“抢戏”王。而这些公司的掌门人或实际控制人，在业内以擅走高层路线、人脉活络、善用政策著称。

2015年7月8日，保监会发布《关于提高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有关事项的通知》。三天后的7月11日，万科A（000002.SZ）发布公告称，前海人寿已于7月10日实现对万科A的举牌。三天后前海人寿及其控股股东钜盛华二度举牌，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按此新规，前海人寿可用资金规模约100亿元。7月－8月，其买入万科A耗资约104亿元，恰好卡在红线附近。

彼时，有业内人士畅想这种“巧合”背后的故事，猜测到底是新规推动了前海人寿大举进军万科，还是姚振华事先游说监管部门出台该新规，为其入主万科铺路。

不过对于这种业内猜测，保监会相关人士予以否认，声称这是保险业响应救市之举，政策岂能受个人所左右？

与前海人寿相比，生命人寿则直接获得“特批试点”政策。据媒体报道，2012年，保监会曾允许其将上市权益类资产与未上市权益类资产合并计算，总投资比例上限为30％。据媒体描述，张峻将这纸批文称作“无价之宝”。

借此“特政”，生命人寿开启了大笔收购非上市股权之路。该“特批”政策在生命人寿“试点”数月后被撤回，纳入2014年2月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

另一家擅用政策者是安邦。2012年保监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产保险公司投资型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收紧该类业务。但安邦保险却依然以投资型财险业务打市场，2013年规模达974.70亿元，同比增长40.96％，集团合计的“保户投资新增保费”则高达1603.65亿元。2014年，其获批销售共赢3号投资型综合保险（1年－3年期）一年，其后又申请了延续销售一年。

曾有一位财险公司高管透露，2014年安邦销售的投资型财险规模可能高达千亿元。而根据保监会规定，投资型财险产品的总体规模要控制在公司2013年二季度投资型保险产品可使用规模之内。

明天系旗下的天安财险亦于2013年和2014年获批销售投资型财险，揽得巨量保费。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保险业阵营出现分化，原本作为市场主导者的“老七家”市场份额节节下降，安邦保险、富德生命人寿、前海人寿等中小公司迅速冲进“千亿保费俱乐部”。

随着扩容潮而来的各路资本中，一些金融大鳄隐身保险业，假“金融支持实业，实业支撑金融”之名，行险企作为融资平台的大梦。资本凶猛，利用关联交易大玩“隐身术”，通过内幕交易、关联方认购、隐形举牌等完成跨界资本狩猎，成了其常用手法。而由其挑起的产业围剿之战，引起产业界的不满和愤怒，亦使2016年下半年以来保险业内外形势急转直下。

对于这些产业大鳄的种种做法，保监会曾有所警醒，多次敲边鼓。然而，市场可以观察到的是，监管政策常常出现左右摇摆，市场亦随之上下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