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1977年3月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到1980年2月担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虽然不在农村工作领导岗位。但在这段时间，他关于农村问题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新看法。从这个角度看，胡耀邦不仅不是“后知后觉”，而且堪称农村改革的思想先驱。

1978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公开批评“农业学大寨”。胡耀邦尖锐地指出：农业学大寨，搞人造平原，“是破坏生态平衡，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胡耀邦的这个谈话内容，是本人从陈永贵的谈话资料中发现的。1978年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期间，时任山西运城地委书记张怀英与陈永贵闲谈，陈永贵说：“今年一月胡耀邦就向我开火啦！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过几天听听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你就知道啦！他算老几！”从这件事开始，胡耀邦对大寨问题有一系列尖锐批评，惹得陈永贵骂胡耀邦为“胡乱帮”。

在当时条件下，批评大寨需要巨大政治勇气。从“文革”开始，“农业学大寨”就是农村工作的政治标准。“文革”结束后头两年，学大寨是“两个凡是”在农村工作的集中体现。如同万里晚年所总结的，农村改革的斗争有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就是突破“农业学大寨”。1978年初，“真理标准”讨论还没有展开，“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农业学大寨”还是政治正确的根本，胡耀邦敢于直接批评学大寨，称得上振聋发聩。从农业系统来说，最早有负责人质疑学大寨发生在一年后。1979年春天，著名农学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在政协小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大寨存在的问题，披露了大寨弄虚作假，指出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杨显东的这个发言，受到了农业部党组和高层领导的严厉指责。胡耀邦在此前一年，就尖锐批评农业学大寨，可见其敏锐，也可见其勇气。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清算“农业学大寨”，即在农村工作中清算“两个凡是”，胡耀邦是发出先声的开拓者。

胡耀邦关于农村问题意见的较系统表达，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1978年11月26日，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谈到两个农业文件稿的局限，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的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碍我们吃透农业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在这段话中，胡耀邦试探性地指出毛泽东的决策和“文化大革命”是农业工作“思想的框框”，但是他没有继续引申发挥。胡耀邦指出：如果农业要发展，还是要依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关于建国以来的农业成就，胡耀邦强调不能过高估计。他说，用“我们中国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的话来安慰自己，并不合适，“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现在我们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似乎好歹吃饱肚子就行了。这样的谈话，在今天似乎不算新奇，但是当时，远远超出当时农村工作部门的思想认识水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由于万里大胆放宽政策，安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包产到户。胡耀邦不在农村工作第一线，对于农民要求解决吃饭问题的体察，显然不如万里深切。但是，他们关于农业问题的思考，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当时中央高层领导的主导思想是，农业要搞上去，还要靠学大寨，靠人民公社制度。万里和胡耀邦都看到了文件的根本局限，是没有突破毛泽东确定的框框，看到了农村的深层问题所在。由此也可以说，胡耀邦不仅不是农村改革的“后知后觉”，而是“先知先觉”。

胡耀邦推动了农业领域的思想解放，还表现在提出突破“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1978年5月6日，他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谈农业问题：“现在的农业规划比较落后。现在不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割了社会主义的一条腿。多种经营，是两条腿之一。”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党校三部学员结业会，结合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讨论修改的文件谈了农业问题：“过去我们的方法不对头，应当提倡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说什么领导农业生产，主要的经验是向农民抓粮食，向农民摊派购，搞得农民怨声载道。每年有12个月，有八个月在忙搞粮食，我们二十几年来就干的这个事情。”他提出设想，国家直接建立一些生产基地，用20万农业劳动力和两亿亩地，解决一年800亿斤粮食的基本需求，然后，取消对于农民生产经营的限制，搞活农村经济。“如果我们有了八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还有每年每家每户去征购，张三家20斤，李四家50斤。如果我们掌握了八百亿斤粮食，那些个都不要，或者大部分要留给农民自己，留给你养鸡去，养鸭去，养猪去，熬糖去，行不行？大队生产队办养猪场，养鸡场，社员房前屋后种树，种苹果，养毛驴，养羊，行不行？我看行！农民集体和个人搞多种经营，东方不亮西方亮嘛！”胡耀邦思想的闪光点，并不在于提出国家建立粮食基地，而是看到了“以粮为纲”的僵化做法严重伤害农民、制约生产，进而提出，解除对于农民的束缚，放开农民的手脚，让农民发展多种经营。胡耀邦还强调，吃饭不仅是吃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只看到种粮食。1979年4月12日，胡耀邦召开中宣部碰头会，在通报国内农村形势时指出：“农村、农业的问题，一个是想得太窄，第二个是限制得太死。工业也有类似问题。农业只想粮食，动不动就说搞资本主义。”

胡耀邦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给予持续关注，担任总书记以后曾专门下乡调研。1981年3月2日，在中央书记处第88次会议上，他亲自作专题汇报，并要求国家农委起草文件。在胡耀邦直接倡导推动下，中共中央、国务院随后发出《关于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这个文件提出了新的农业发展方针——“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胡耀邦地方工作经历并不丰富。建国初担任川北区书记两年，当时主要是土改和剿匪；上世纪60年代先在湖南湘潭地委书记一年半，后担任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半年。在本人看来，胡耀邦关于农村改革的先导思想，并不是基于熟悉农业农村，而主要是基于政治理念。胡耀邦历来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尊重基层权利，强调放权而不是集权。

1980年10月15日，胡耀邦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他从“思想问题多”说起，指出：“思想活跃首先是大好事，它表明广大干部群众敢于讲话了，敢于发表意见了”“是一潭死水好，还是一潭活水好？”“应该喜欢一潭活水、议论纷纷！”然后，胡耀邦引申为一个“治天下”的道理。他说：“我们的古代人都知道‘圣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嘛！我们要让广大群众当家做主，充分发挥主人翁责任感。” 在这里，胡耀邦把道学经典《关尹子》话语发挥出现代政治中的言论自由、民主参与、公开透明等要义。

通观胡耀邦在中国农村改革中所言所做，不论是早期倡导农业多种经营、支持包产到户，还是后来支持乡镇企业、推动小城镇建设、倡导生活方式变革等等，都体现了“不以一人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系统考察可以看到，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每到农村改革重要关口，胡耀邦都是由此出发来考虑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