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中所言所做，不论是早期倡导农业多种经营、 支持包产到户，还是后来支持乡镇企业、推动小城镇建设、倡导生活方式 变革等等，都体现了“不以一人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

　发生在胡耀邦身上的故事太多，人们较少注意他与农村改革的事情。从国计民生而言，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说并不逊色。不论总结改革经验，还是研究胡耀邦本人，农村问题都应该是重要领域。为纪念中国改革四十年，本人将写作“胡耀邦与农村改革”系列文章，此为首篇。

1980年3月上旬，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工作分工，在确定万里分管农村工作时，胡耀邦说：“万里同志分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他对万里说：“虽然自己对农村问题很注意，但这几年对农村情况了解不多，对于农村工作如何克服左的错误缺乏研究，在责任制这个问题上，你是先知先觉，我是后知后觉。”在这里，胡耀邦说自己是农村改革的“后知后觉”，很有些检讨自省意味。

一

王郁昭在《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回忆，1982年10月，胡耀邦到安徽考察，在会见安徽省委全体常委时，还没有等到省委书记介绍，胡耀邦说：“你是王郁昭同志吧，你们推行联产承包制是有功的，我是来检讨的，过去省里搞责任制，我当时是持怀疑态度的。”

如果简单从这些话语推断，胡耀邦所检讨的“后知后觉”，似乎给人的印象是，他反对过万里在安徽的包产到户。其实不然。胡耀邦这里所说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安徽全省大规模推行包产到户。据《胡耀邦思想年谱》记载，1961年9月，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农村调研一个月，回京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呈送毛泽东。报告题目相当醒目而略显冗长——“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主要谈了水灾和水利、灾荒和教训、贯彻农业六十条和生产队积极性等问题，其中谈了包产到户，认为“这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在描述了包产到户的特点后，报告提出：“对此，我们的意见是：1，在一些“五风”刮的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于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2，这种做法已经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3，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负完全责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4，这种做法如果大家还要干，认可试行，但要允许别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的绝对，避免被动。如果要扭过来，也要有准备、有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生产再受损失。”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安徽的包产到户有较多质疑，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报告在10月2日送出，10月6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1961年，在经济极端困难情况下，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几次汇报，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当时很多农民吃不上饭，甚至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允许试验。包产到户在安徽得到农民巨大欢迎，占到生产队总数的90%，当年秋天粮食大丰收。但是，年末，毛泽东要求停止，随后，严厉指责曾希圣并撤销其职务，也严厉指责支持包产到户的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并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从胡耀邦报告来看，显然与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想法基本一致，或者说成为毛泽东否定包产到户的佐证。但不能说，毛泽东做出决定是因为看了胡耀邦的报告，或者说，即便没有胡耀邦的报告，毛泽东照样会废止包产到户。显然，胡耀邦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报告对包产到户的伤害。20年后，他作为总书记到安徽视察，多次提到此事：“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账，我是来还债的。”安徽考察过程中，不论是会见省委领导，还是会见基层干部，都反复表达检讨和抱歉，给向他汇报过工作的干部留下深刻印象。

二

上世纪80年代上半年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被称为改革决策的成功典范。这一系列政策都是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主持制定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人们会说到胡耀邦的重要作用。但是，担任总书记之前，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之初的重要作用，很少有人注意。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纪登奎主持起草的。纪登奎在会上作了起草过程说明。文件的准备过程有大半年。胡耀邦并没有直接参加文件起草。那时他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还不是中央领导人。在文件稿进入中央议程的关键阶段，胡耀邦参与了文件修改的协调、综合。原因是，会议开始时胡耀邦还只是普通中央委员，但是，会前已经内定为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样，会议后期的文件修改通过，胡耀邦发挥了重要的综合协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