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院刊：胡耀邦的“后知后觉”(2)

三中全会的讨论进程，远远超出了会前预设。原定两个农业文件，与会人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更多讨论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从农业文件讨论本身来看，也是意见纷纭。文件原稿的基本思路，还是“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等。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认为文件稿不成熟，有些主张大改，有些主张重写。这种情况让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也犹豫了。此时，胡耀邦向华国锋建议，文件还是要发一个，“不搞不好，不开个大会作出决定，对于大干不利。这样搞，可以统一一下口径，而且可以广泛征求意见，对明年大上有好处。”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胡耀邦的意见。在11月25日大会上，华国锋说：“对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有的同志主张大改，有的主张小改，有的同志主张另写。中央意见，还是能搞出个稿子为好。”稿子最后，是胡乔木埋头苦干三天做了重大修改而形成的。胡乔木在这次全会上成为中央副秘书长。

万里在1997年10月一次谈话中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他见到文件稿中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很是不满，就去找胡耀邦，说：“文件上的三个‘可以’，体现了解放思想，我赞成。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胡耀邦答应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胡耀邦表示，他也不同意两个“不许”，但坚持写的是大多数，阻拦不住。后来，万里见到正式提交会议通过的文件稿，继续表示反对，除了小组发言，又找胡耀邦要求取消这两条，还递交了一份改革公社体制的书面建议。但是，万里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

第二年秋天，即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继续审议修改两个农业文件。这时，高层决策格局已经发生重要变化。首先，胡耀邦已经担任中央秘书长，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是会议文件的当然协调人；其次，国家农委在此前半年已经成立，具体负责两个文件的修改。在文件讨论过程中，万里继续提意见，向胡耀邦提出，要求取消两个“不许”。胡耀邦的回应是：他可以反映这个意见，但是要修改也不方便，因为上一稿文件已经说了，现在的文件还是要保持连续性。新文件原则立场没有改变，但是态度不再那么强硬，有所缓和。“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即所谓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

1980年初，胡耀邦作为中央秘书长，协调了围绕包产到户的高层分歧。1月31日下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的汇报，其中关键是如何对待包产到户。中央副主席、副总理李先念发表了反对意见，华国锋也发表了反对意见，当华国锋请邓小平表态时，邓小平表示还没有考虑好，没有表达明确意见，而是讲了发展战略目标问题。显然，高层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胡耀邦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由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主持。2月2日，王任重做总结报告中提到，此前一天胡耀邦曾致信给他，建议会议总结要重点讲怎样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胡耀邦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本人和王任重都没有解释。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了华国锋和邓小平在包产到户上分歧已经显现，不希望这种分歧公开化，所以建议王任重重点谈致富问题，而不是包产到户。

从这三次会议来看，胡耀邦的角色突出地表现为调停。在这个过程中，胡耀邦的个人主张似乎不能直接而充分地表露，尽管他在私下场合支持不肯妥协的万里。在担任总书记之前，胡耀邦关于重大农村问题的谈话不多，表态也不直接。这既可能因为领导位置不同，也可能因为思考关注不多。也许，正因为这种情况，特别是与万里的表现相比较，胡耀邦说万里“先知先觉”，说自己“后知后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