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写道，印度大部分经济活力是通过小企业来实现的。而现在小公司和生产企业不得不停止运行，一部分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缩减员工人数、过渡商品和组件价格上涨以及物流停顿，对商界来说是致命的。

世界上的COVID-19疫情，一如既往难以控制，各国不断出现患病率爆发。对经济活力极为负面的影响会导致经济危机。

中国是首个遭遇大流行的国家，为遏制疫情甚至封城。当时，中国疫情严重地区的营商过程遭到了重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2020年第一季度下滑了6.8%。当时供应链出现故障，要知道，中国当时还是世界工厂，而且最近几年高附加值产品供应也开始由中国承担。

正因为如此，世界大型公司开始考虑供应链多元化。要知道，仅依赖一个国家对商界来说是脆弱的。

跨国公司开始将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看成是转移生产的替代地区。除了疫情的负面经验外，另一因素也在推动这一进程：中美经贸对抗加剧，来自美国政治盟友国家的公司，决定脱离中国，使自己免受政治风险。

很多人开始审视印度这个与美国交好的国家。

首先，印度拥有更好的物流竞争力，同时也是世界工厂--中国的继任者。印度人口数量与中国相当，物流上看，地理位置优越，再有，国家不富裕，劳动力便宜。这点是中国曾经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关键因素。但现在，中国正失去这一“优势”，因为居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

事实上，仅靠廉价劳动力无法有效组织生产。

要知道，中国除上述优势外，一直在发展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和生产。对外国厂家来说，工业集群相当的便利：一个区域内，集中了所有必要的配件和商品生产原材料。由此，缩短了供应链。公路网遍布，电力供应稳定所创造的条件，有利于更为可靠地组织任何产品生产：从软体玩具到医学断层扫描仪。

印度很多问题没能顺利解决。公路网建设进展极为缓慢，购买地块的官僚协商程序耗掉数年时间。

最终，同样距离的商品供应线，印度要比中国多出数倍时间。电力和水供应经常中断，这也是印度耳熟能详的困难。因此，生产转移到其它国家的过程极为缓慢。

有些公司决定冒险将少部分智能机生产移往印度（主要是供应印度市场的廉价版），比如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苹果合同企业。

似乎经济上看是有利可图的。印度政府也采取专门措施，支持关键性工业领域，比如电子和制药。在印度，任何生产智能机的厂家，每件产品价格超过1.5万卢比的（200多美元），与2019财年相比，补贴在4-6%之间不等。政府部门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使厂家对增加国内生产感兴趣，因为补贴数额取决于国内生产的增长数量。

但大流行对印度政府的规划构成了威胁。

中国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尽管中印贸易额占比小，但某些方面，中国还是依靠印度生产的过渡商品。

多年时间里，印度政府在努力提高本国工业的竞争力。总理莫迪的“印度制造”规划，应大大缩小印度的进口占比，为国内很多全周期生产提供保障。政府认为，到2022年，此项规划约创造1亿个新工作岗位。但目前，此规划的效率因各种因素而出现了很多问题。

当然，新冠大流行是一场灾难，能否战胜新冠疫情，将决定其经济前景。比如中国，比很多国家都更为顺利地解决了大流行，其结果是，2020年虽然增长不高，但还是有了增长。

印度目前的情势，与发展本国工业基础和在世界价值供应链条上向前推进恰恰相左。据媒体报道，今年年初，富士康终于决定在印度生产旗舰智能手机iPhone 12，但因第二波疫情，产量下滑了50%。很多世界级的车企，比如本田、铃木和雅马哈，已不得不叫停自己的工厂。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第二波疫情持续的时间。

专家们指出，如果疫情延续整个夏天，那么公司将启动返回程序，将生产从印度迁往状况好一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