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世纪的哭泣》对里根政府在爱之病研究与控管方面的失职作出严厉的批评，指责公共卫生当局和领导它们的政治领袖将政治上的权谋算计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经过多年之后，原著和电影仿佛又被现代新病毒的窜出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使命。

2019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大，中国亡羊补牢，采取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措施，仍阻挡不了疫情蔓延。

此次新冠病毒的暴发，武汉在去年12月底就发现了疫情，不仅没有及时公布，而且以造谣名义逮捕八名发布消息的人，错过了阻断疫情传播的关键时期。

武汉官员在初期的通报中表达了莫明的乐观：他们暗示已从源头阻止了病毒、集中发作的感染者人数有限，以及没有证据表明病毒有人传人的现象。

1月19日，也就是武汉向世界公布疫情严重的两天前，它还大摆宴席，举办了一场有4万多个家庭齐聚，享用1万3000多道菜肴的新春“万家宴”。批评者后来把万家宴作为当地领导人对新冠病毒掉以轻心的证据。

直到1月20日，中国批示后，官僚机构才迅速行动起来，“不惜一切代价”封城阻断疫情，却引发激烈的争议，也凸显了地方和中央失败的政策沟通。

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月26日举行的省政府首个新闻发布会上，坐在左侧的湖北省委秘书长别必雄戴口罩却露出鼻孔，中间的湖北省长王晓东未戴口罩，右侧的武汉市长周先旺戴的口罩上下前后全戴反。

有网友戏称这是“罩（造）反了”。

中国错失阻止病毒暴发关键七周

除了这些表象，更严重的错漏表现在官员连湖北和武汉有多少口罩都说不清楚。王晓东通报本省各类口罩年产量时，三次改口，从108亿到18亿再到108万，简直是心不在焉，信口开河。而官员说辞也自相矛盾：王晓东说“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仍然特别紧缺”；周先旺则说武汉防护服紧缺问题“已得到全面缓解”。

三人缺乏协调，发布会变成了闹剧。画面通过电视播出，向全世界做了最坏的示范。

突发性新闻总会在瞬间激发人们对事件或话题的兴趣，而在之后则需要借助文章或书本的深度阅读，才能拼出完整的图景。

从疾病症状首次出现到决定封城共有七周时间，《纽约时报》两位资深驻华记者通过专访和基于政府通报和中国媒体的报道写了一篇报告，还原了这至关重要的七周，直指延迟同心协力公共卫生阻击战的决策过程。

据公共卫生专家说，由于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向公众和医疗专业人士发出警告，中国政府错失了阻止病毒暴发的几次最佳机会。

专家的结论是，中国官方并未从上次沙斯危机中汲取足够的教训。

当然，中国并不是第一个因传染病突发而措手不及的政府。

在争分夺秒与疫魔竞速的斗争中，时间就是生命。

但庞大而笨重的官僚架构与医疗体系往往把太多顾虑摆在人命的前面，以致许多防御措施是在大量牺牲者出现后才被采用的。

新冠病毒的杀伤力还有待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