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近日两宗难民消息，反映出他们的存在窘境。一是孟加拉在接连遣返罗兴亚难民返回缅甸不果后，干脆直接下令当地的电信监管机构，禁止东南边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难民营的移动电讯服务，以阻挠他们向外界求援；另一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就叙利亚战场上设立“安全区”与美国闹翻后，威胁要“打开大门”，允许滞留该国的难民离开，前往西方国家。虽然地点迥异，惟两地政府皆错判眼前难题的本质——前者无视邻国缅甸的政治气候，以除之而后快的心态处理难民；后者则视难民为谈判筹码。两种做法终归对缓解局势毫无帮助。

17世纪伊始，民族国家渐成社会组成的基本形式。自此以后，“难民”对一国政治的影响力愈来愈大，即使他们在寻求庇护的国家毫无政治权利，其“存在”本身已掀起资源分配的矛盾，以及日常生活的宗教和文化差异等。这些无形的冲突却间接播下排外和仇恨的种子，为近年冒起的狭义民族主义提供了上佳的文宣材料。

现时，难民危机遍及全球，不论发达国家还是边陲之地，如德国、意大利、希腊、孟加拉、黎巴嫩、叙利亚等，无一不受难民问题困扰。不过，各国在处理此一跨国议题时，通常忽略了难民避走他乡的底因，按现实政治的需求作等价交换，才会使危机愈演愈烈，成为烫手山芋。

以罗兴亚族在孟加拉和缅甸的处境为例，那实为当代“国家”以单一民族为主体，排斥和歧视少数族裔的结果。尽管该族在区内活动的历史可追溯至12世纪，但自从缅甸从英国独立后，当局一直蔑视罗兴亚族群为“非法的内部移民”，拒绝给予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在法律保障缺失下，罗兴亚族不但活在社会边缘，更常被该国的佛教徒视为异端，加以打压和迫害（一如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处境）。而现时滞留在土耳其的360万叙利亚难民，则是出于先天的求生本能，才会远离家园，逃避战火。这亦是说，若两国不针对难民涌入的底因——种族歧视和内战，寻求国际社会合作或施压，难民的担子将会无日无之地加重。

在全球反难民思潮蔚然成风之际，不少国家领袖（如匈牙利、意大利和美国）为了讨好选民，不是直接把迎接难民的大门关上，就是把人道原则忘记得一干二净。然而，“人道”应成为国际社会的行事原则和底线，乃出于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换句话，生命不单是价值的彰显，更是价值的源头。可惜的是，纵然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将抽象的人权概念化成文本，使人类本身成为法律权力的源泉，人类的基本生存权不但尚未真正成为“不可剥夺”的权利（inalienable right），更反过来需要“国家”及其法律来保护。这才是身为无国籍难民的根本窘困。

在人道主义的角度里，收容难民实属伪命题，怎样理顺由此产生的短期冲突，才是关键的问题。就以欧洲难民潮为例，“01观点”曾指出《都柏林公约》的缺失，使到难民的担子全都转移到地中海沿岸国家，成为欧盟须向土耳其支付“过路费”及把难民留在中东的结构原因。长远而言，既然难民是为国家与战争或冲突的共生产物，要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出路只有各国坚守人道主义中的“汝不可杀人”的广义律令，尊重他人的基本生存权，方可使难民成为历史的名词。战争和冲突一天不消失，难民也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