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的陈素贞五年前在步入鲐背之年时做了一个决定,从香港到广东东莞养老。
陈素贞告诉《联合早报》,离开活了大半辈子的香港,主要是为了腾出空间让子孙居住。
她说:“我在香港的房子很小,住着儿子、儿媳,还有孙子。我和家人商量后,就一个人搬来这里生活。”
陈素贞目前住在东莞黄江康湖护老院一个约40平方米的独立单人间。护老院宽敞的环境让陈素贞赞不绝口,感叹单是房间面积就比香港的房子大,户外环境更是像在绿水青山中。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像陈素贞那样在广东生活的65岁或以上香港居民约有10万人。
香港是全球最长寿的地区,65岁以上的年长者目前占香港总人口超过20%,这个比率将在五年后增至25%;到2039年,每三人中就有一人超过65岁。
香港人口急速老化,当地居住空间和医疗资源紧缺,生活成本高涨,到大湾区的中国大陆城市养老,已成为不少年长者考虑的退休选项。
香港退休计划协会今年1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0%受访的65岁或以上香港人有兴趣在大湾区生活。
事实上,港府早在1997年就已开始为跨境养老问题探路,并把可携性选项引入年长者在香港可享有的福利。例如,港府在1997年和2013年分别推出“综援长者广东养老计划”和“广东计划”,允许长期定居在广东的合格年长者,领取与在香港相同金额的各项津贴。
中国官方在2019年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提高香港长者社会保障措施的可携性”,要进一步为香港人在广东养老创造便利条件。
不过,香港与中国大陆在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很多时候难以衔接,成为推进跨境养老最大的阻碍。
香港安老咨询委员会总干事张建韬受访时指出,虽有不少港人表达了到大陆养老的意愿,但最终付诸于行动的并不多。
他说:“他们很多都感到很纠结,一方面希望可以在更舒适的环境安享晚年,但也担心医疗需求无法被满足。”
目前港籍年长者在中国大陆的医疗和社会保险覆盖率并不高,须自付医药费,因此很多在大陆居住的年长者在生病时都会返回香港,享受更好的医疗福利。
患有慢性疾病的叶德峰(75岁)过去十几年每隔几个月就会从东莞返回香港看病拿药。他说:“每次回去要半天时间,但我在香港看医生是免费的,而且也习惯服用香港医生开的药。”
也有一些香港年长者是在身体较硬朗时北上养老,一旦健康亮起红灯再回到香港居住,未能长久在大陆实现真正养老。
在康湖护老院住了13年的岑月晶忆述,院内早期有很多香港同伴,但当他们需要动手术或长期住院时,就不得不放弃在大陆的生活回香港。
她说:“内地的医疗和住院费用叠加起来随随便便就上万元,这不是我们负担得起的。如果能在内地享有和香港一样的医疗保障,我们肯定是愿意在这里长期养老。”
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育受访时指出,在大陆养老的年长者长期返港,将对香港财政和医疗资源造成压力,也与跨境养老的初衷背道而驰。
为破解跨境医疗的难题,港府在2015年推出试点计划,允许符合资格的香港年长者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用政府发的医疗券支付门诊费用。这项计划已在2019年常态化。
港大深圳医院是香港大学管理的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该院的管理方式与香港的公立医院相近,电子病历互通,受在中国大陆居住的港人欢迎。
在大陆工作、退休后继续在深圳定居的70岁港人杨先生认为,港大深圳医院的医疗券计划为他提供许多便利。
他说:“香港的医院虽能享受免费医疗,但医院等候时间很长。这里看医生方便很多,医疗券也能报销部分费用,过程和香港差不多。”
不过,目前这项计划只限于港大深圳医院,且每年2000港元(338新元)的医疗券,金额和使用范围都有限。这对在大湾区其他城市养老的年长者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康湖护老院院长吴孟柯指出,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形成,很多年长者认为,与其从东莞坐动车到深圳,再转地铁到港大深圳医院,还不如直接通关回香港免费就医。
他还说,很多年长者患有多种慢性病,需要多次覆诊,医疗券的金额不足以支持费用。
有香港议员6月下旬在立法会建议,扩大医疗券在大陆不同城市的三甲医院使用。对此,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回应称,官方正在设计一些标准,很快会提出申请方法。
张建韬说,两地政府这几年来一直都尝试制度创新,通过多方面的交流解决跨境养老的医疗问题。虽然目前已取得一些进展,但这方面的工作极其复杂且涉及多方利益,在短期内很难得以解决。
香港移民潮下 跨境养老年长者身后事成问题
香港过去几年因疫情、社会环境动荡等因素出现大规模移民潮,家庭分离的情况加剧,一些跨境养老年长者身后事的处理变得更具挑战。
为解决香港养老院床位短缺问题,香港政府在2014年推出“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计划”,在深圳和肇庆两家养老院购买床位,让正在等待政府资助的养老床位、且有意在大陆生活的香港老人跨境养老。
位于深圳盐田区的香港赛马会深圳复康会颐康院,是该计划下的养老院之一。该院目前有60%住户来自香港,是港籍年长者占比最高的大陆养老院之一。
颐康院院长莫思杰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随着香港过去几年移民人数增加,越来越多家属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第一时间为长者处理后事,只能委托院舍代劳。
由于殡仪馆规定,死者骨灰领取手续必须由同一名经办人办理,而一些社工也担心在岗时间不长久,身为院长的莫思杰只能亲自为家属代领骨灰。
她说:“一点都不夸张,现在我名下的骨灰有至少50人,都在等待亲属领取。”
香港目前也面临着骨灰龛场严重短缺问题。莫思杰指出,一些不打算领取骨灰的家属会委托院舍为年长者进行树葬或海葬;至于那些短时间内无法前来办理手续,或者还在等待骨灰安置处的家属,院舍也会安排殡仪馆先将骨灰进行寄存。
颐康院过去几年也遇到香港年长者子女失联的案例,而在没有委托人处理老人家遗体的情况下,院舍不得不在这些孤寡年长者去世前,将他们送回香港。
莫思杰解释,按照大陆殡仪馆的说法,孤寡老人在离世后得有社区居委会的证明,才可委托养老院为他们办理后事。但由于大陆的居委会没有港籍年长者的记录,殡仪馆担心追责,不敢在没有子女或委托人授权下火化遗体。
她说:“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就像是死不瞑目……如果一直没有亲属或委托人来认领,遗体一直停放在殡仪馆也不是办法。”
莫思杰说,为了让老人家安心上路,目前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将年长者送回香港,让香港社会福利署委托社工担任监护人,为他们处理身后事。
她说,虽然这类跨境养老孤寡老人的案例并不多,但在香港未婚人士和移民人口增加,家庭分离化趋势日益加剧下,这个问题未来将变得更突出。
随着大湾区在制度上趋同融合,莫思杰建议,两地政府考虑将香港社工的权限扩大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通过公证服务将他们列为孤寡年长者在大陆的监护人。
她坦言,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且涉及到财产继承等问题,需要多个部门的跨境合作,才能制定一套全面的解决方案。
养老公寓为跨境养老提供新机遇
随着中国大陆人口加速老化,大湾区城市的医养结合养老公寓近年进入快速发展期,为跨境养老产业提供新机遇。
养老公寓是专供年长者集中居住的公寓式老年住宅。与一般养老院不同,养老公寓除了配备基本住宿照顾服务,还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医疗、娱乐和服务设施。目前,在大陆的大湾区城市有至少32家养老公寓,其中广州、深圳数量最多。
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招商观颐之家蛇口颐养中心(简称颐养中心)是其中一家。该中心目前有四分之一的住户来自香港。
颐养中心运营公司招商高利泽(China Merchants-Colisee)总经理杜立伟(Olivier Dessajan)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介绍,该养老机构有专业医护人员提供医疗服务,他们也与当地医院建立网络,定期安排专科医生上门看诊,社康机构送药等。
他说,年长住户80%的医疗需求都在颐养中心内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港籍老人须返香港就医拿药的问题。
颐养中心处于深圳黄金地段,每月人均收费约两万元(人民币,下同,约3700新元),是中国大陆最贵的养老机构之一。
杜立伟强调,在颐养中心的港籍住户一般是家境较富裕的群体,如退休教师、专业人士等。
他说:“他们对价格不那么敏感,要的是在香港享受不到的高质量和便捷的养老环境和服务。这里的条件正好符合他们的需求,价格还比香港便宜一半。”
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育相信,像养老公寓这类综合性项目将是跨境养老的未来趋势。但他研判,整体行业的定价与消费者负担能力仍存在失衡,而许多老人公寓入住率不及预期,也正反映了这一问题。
仲量联行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大湾区养老公寓的入住率一般在50%至60%的较低水平,而入住率需达到85%或以上才能满足财务所需,让这类产业可持续发展。
撰写报告的仲量联行评估与咨询服务部资深董事韩晶受访时指出,基于上述原因,目前有可观盈利的养老机构为数不多,大部分收支平衡。但她强调:“养老产业并非是绝对为了盈利,也是个社会责任。”
由于该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包括香港的年长者接受这类养老模式还需要一段时间。但韩晶观察到,有意退休养老的群体近几年变得更年轻化,而这些新时代年长者对不同养老产品的接受度,将比上一代人更高。
从供给端来看,韩晶认为,业者可通过对养老服务、产品和配套的提升,确保收费与市场接受度相匹配,来推动跨境养老。
养老费用往往是年长者及其家人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香港退休计划协会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李子恩研判,两地仍需加强香港年长者在大湾区社会福利保障的衔接和制度融合,例如扩大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在大湾区的使用范围。
她建议,政府可协助强积金服务供应商提供跨境强积金供款提取的服务,并根据年长者的需求制定一些适用于跨境养老的强积金产品。
陈志育则认为,大陆养老公寓在硬件上虽可满足年长者的需求,但养老专业服务与香港仍有一定距离。
他说:“香港社会老龄化毕竟比内地早20年,在这方面的经验有更长的积累和沉淀。这也是每个时代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陈志育相信,以大陆目前的发展速度,以及两地人员在养老课题上的持续交流,大陆在不到十年内就可追赶上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