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腔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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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将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传言喧嚣尘上一阵子后，靴子终于落地。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前天正式提出，要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最急迫的是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

这是继去年推出《香港国安法》后，北京再祭出收紧对香港管治的强势动作。外界预计，北京很可能按照订立《香港国安法》的形式，在下周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中，对落实“爱国者治港”及推进相关制度改革作出决定并启动程序，香港政治秩序大变革山雨欲来。

北京此次重磅出击，强调“爱国者治港”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急迫性，核心落在“治权”二字上，目标是收回被香港的各种政治力量各别掌控和被分散的治权，实现香港治权的完全回归。

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时，英国曾提出“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主张在放弃对香港的名义主权后，延续对香港的管治权；但中国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谈判还曾因此陷入僵局。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就是香港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港人组成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管治香港，并且享有高度自治权。

香港1997年回归后，中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但一直没有严格恢复对香港的治权。

北京在外交、国防等关系到国家主权的事务上取得掌控，在治权上则取态宽松，主要局限在香港特首的选举和任命上，并未延伸到香港管治的其他层面，例如立法会、区议会、司法机关。北京对香港教育、媒体，以及香港社会的影响力，更是非常有限。

区分主权和治权的做法，在香港回归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未造成太多紧张。不过，近年来香港社会发生变化，尤其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香港政治生态翻天覆地改变，北京深刻认识到对香港治权的掌控不足，不仅让中央失去对香港基层的影响力，也让香港社会对北京的观感越来越差。

这还演变成为新的危机——反对阵营能通过掌握香港的治权，侵蚀北京对香港主权。

《香港国安法》落地后，暴力抗争虽然烟消云散，但泛民主派与北京对香港管治权的争夺暗流涌动。香港立法会内，泛民议员持续“拉布”，用各种议事规则阻挠会议程序，让立法会陷入半瘫痪，掣肘港府施政。去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如果不是因疫情延后，立法会恐怕已经“变天”。泛民中的激进派当时都承诺，会在当选后否决所有政府的法案，包括财政预算案，以瘫痪港府。

泛民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大获全胜后，锋芒直逼特首选举委员会，大有左右下一届特首人选之势。北京很清楚，若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很可能在治权争夺中败下阵来，彻底失去对香港的掌控。

此外，一些泛民人士以反对中央政府和主张“港独”为政治资本，并在国际社会寻求支持，倚仗西方势力向中央施压，这对北京而言更是严重触碰了主权底线。

反修例运动中，一些学校公开鼓励学生参与街头抗争，加上之前香港教育界强烈排斥包括国家认同在内的爱国教育，让北京质疑香港教育存在迎合港独的政治目的。北京意识到，长期没有在教育上落实治权，港人对国家的认同已被严重削弱，对北京有效维护主权构成了威胁和挑战。　　

面对反对阵营抢夺治权冲击主权底线，北京要从制度着手，把“不爱国”人士彻底排除在香港的政治架构外，而且中央将主导这个过程。尽管夏宝龙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但不可否认的是，未来香港政治中，留给泛民的空间只有做“忠诚的反对派”。有泛民人士也质疑，北京只想设立一套可操控、实质犹如委任的选举制度。

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相信只是第一步，围绕“爱国者治港”的制度体系完善，未来会涵盖更多领域，例如香港的司法机构。这场大变革后，香港会不会进一步大陆化，两制的空间是否会缩小，香港的多元、开放和包容会不会褪色都值得观察。

北京依然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没有改变，只是“完善”，并强调邓小平当年提出“港人治港”时，就定下“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理香港”的界限和标准，以淡化变化可能引发的焦虑。

不过，北京要说服别人没有改变会越来越难，而这个“改变”是不是愈来愈好，中国大陆社会主流与港人群体，恐怕也是各有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