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锐民  早点

港澳突搜

作为香港最大房地产中介公司之一的中原集团的老板，施永青近年似乎更有兴趣做时事评论员。他最近发表一篇文章，提出对香港前景一点也不乐观，除了要面对疫情外，还要面对转型。

“我认为要香港转型，目前的条件还不足够。因为转型代表要变，变是要有风险的，会不习惯的，很辛苦的。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穷则思变。香港人仍不够穷，所以不会思变。”

他点出了香港人以往成功的经验 ——“执生”（随机应变）。“执生”也是香港人的“狮子山精神”精髓。香港经济在上世纪70、80年代起飞，当时大部分港人都很穷，于是思变。

其实我就是“执生”的例子。1982年起当记者，只有1800港元（311新元）月薪，给妈妈千元作家用，然后省吃俭用五年后居然存得3­万元，拿着这笔钱就飞去西澳大利亚珀斯留学。

当时决心要留学，就是为了要学好英语，同时拿一张澳洲的大学文凭返港，目的是找一份收入高的工作。我深信，这是改变家庭穷困的唯一出路。

谁知刚抵达澳洲一星期就发生交通意外，两只门牙报销；在没有保险下，牙医开出的镶牙费是5000澳元，刚好就是3万港元，交费后就变回穷光蛋了，连买机票返港的钱也没有。

我决定不借钱返港，在镶牙同时拚命找工作，一口气找到学校清洁工、私人会所厨房工、广东话教师等工作，每周72小时，远远超过法例规定的20小时，终于可存得足够的钱负担学费和生活费。

当然，找工作是要有技巧的，我是在不断失败中总结经验才得心应手，那也是“执生”。还记得，当年每周六晚上到“The West Australian”报社外等做包装工；举手后，白人主管总是先要土著、黑人、印度人、然后才到黄皮肤的中国大陆人和香港人。虽然我由记者降格至报社杂工，还是接受了。

1991年返港后，因为还是很穷，所以仍在思变，最初不打算做回老本行，便去应聘港府公务员；又想过当教师，结果都在最后阶段放弃。

因为当时发现家庭经济原来已变好，早我一年返港的女朋友也有较好的收入。不穷就不敢变，还是重返记者行业。直至今天做了差不多30年，虽然中间曾转行，最后还是不敢变。

所以，我对“穷则思变”深有感受，一个人若非走到绝路，真是不敢闯出一条新路来。

说回香港，正如施永青所说，“目前，政府手上仍有盈余，父母手上仍有积蓄，转型这个选项不会排得很前。政客心中正在构思的，多是怎样把政府的钱拿出来（瓜）分。”

而且，转型要靠年轻人，但香港的年轻人见父母有积蓄，就判断不可能凭自己的能力置业；不想找工作，就不断地报读进修课程，或要求父母出本钱让他与朋友合作做小生意等。

此外，还有一批香港青年幻想只要能够移民外国，一切就可以顺风顺水。试问在这样的心态下，港青怎会在推动香港转型方面投入太多？

于是，施永青总结：香港人可能先要花光政府的盈余，进而花光父母的积蓄，才会被迫去研究如何转型。

财政司长陈茂波昨天在立法会上表示，香港经济下行的压力未曾消除，本财政年度将录得历史新高的赤字，但不适宜在下年度采取财政紧缩措施，并会采取积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他又称，香港政治经济正面对百年未见的大变局，但中美关系紧张令更多大型中概股回流香港二次上市；目前已有10家企业合共集资2000多亿港元，也有不少企业正排队到香港上市。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许正宇则称，金融业占香港GDP五分之一，聘用26万人。金融服务交易还带动律师、会计等专业服务需求，可引入更多私募基金、房地产信托基金，及吸引家族办公室到香港。香港的各类服务都可满足不同类型的投资者。

看来，面对香港急需经济转型，主管港府财政的官员依然是吃老本，强调金融业已足可养活港人。正因为香港仍有金融业而不致于太穷，因此，领航人认为不需要变了。

我反而赞成经民联立法会议员石礼谦的看法。他认为，香港的地位不在于接受多少大陆的投资，而是要面对世界，为中国吸收来自各地的投资。

“外地对本港的法治、自由及民主有不同看法，而且中港两地日后或面临欧洲及澳洲的施压，香港本身无从抵挡，期望本港能够有长远规划。”他其实是期望港府要积极思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