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香港立法会议员如果：一、宣扬或支持“港独”；二、不承认中央政府对港拥有或行使主权，三、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或者其他危害国安等行为，“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上述决定星期三通过，特区政府随即公告，四名泛民主派员被DQ（英语“disqualification”缩写）。其余15名泛民主派议员紧接着宣布集体辞职，以示“抗议‘一国两制’正式死亡”。到昨天，这些泛民议员已陆续递交辞职信，多数人的辞职12月生效。

如此一来，原本是70席的香港立法会，因为这几年先后有泛民议员被DQ或在今年9月换届选举延后时拒绝自动延任，这次再减少19人，将剩下43名议员，除了郑松泰、陈沛然这两位“中立派”议员外，其余41名清一色为建制派议员。

想象到图景，有人讽刺地问：香港立法会变成全国人大了？个中好处是港府接下来提出的受争议议案，如“明日大屿”填海计划等，相信都能更快通过，过去几年泛民议员“拉布”拖延时间、瘫痪议事的情况将成为绝响。

而最大的坏处，则是香港立法会的民意基础将大为削弱。

虽然特首林郑月娥称，她不相信香港立法会没有了民主派就会沦为“橡皮图章”，建制派也强调他们内部声音多元，未来会继续监督政府，但是议会内是否有辩论与反对声，与议会的辩论所得到的民意授权是否充足，是两个问题。议会组成是否有得到足够的民意授权，其法理依据及予人的观感是有差别的。香港泛民在地区直选中得票率过半，有相当的民意加持，他们的缺席，立法会的认受性当然会降低。

不过，也必须指出，这次被DQ的是四个人，并非全体泛民议员。在四人被DQ后，全体泛民有共同进退的压力，但若指责全国人大和港府将所有泛民都清除出立法会，也只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论述以及泛民刻意形成的观感，不是客观事实。

再者，这四人是否算“温和民主派”，同样值得商榷。港媒形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新规是为他们“量身定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对他们的DQ有明显针对性。四人中，公民党的杨岳桥和郭荣铿去年8月亲身到美国，向国际社会展示香港的“警暴真相”；杨岳桥、郭荣铿和同属公民党的郭家麒也联署呼吁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19》，这是他们寻求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根据。至于属于“专业议政”的梁继昌，他没有直接要求或倡议美国对港实施制裁，不过，选举主任曾指他扮演“支持或辅助角色”。

总体而言，北京自年中出台《香港国安法》，一步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因冠病疫情缘故，原定今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当时同意让全体立法会议员自动延任，包括7月底被选举主任取消参加换届选举资格的杨、郭、郭、梁四人，都一起“平安过渡”，获得延任。

而今，这四人仍然被DQ了，显示北京通过《香港国安法》，在法律上明确将国安问题的司法裁量权力属于特首和中央，并对打击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势力等活动充实法理依据后，正动手对香港议员的活动划设新规矩，涉及本文前述行为者——尤其涉嫌“港独”意识，寻求外国介入，不得进入立法会。

短期内，香港立法会将被“净化”，有评论认为泛民人士将把战线转移到立法会外，他们甚至可能孤注一掷将“政治战争”升级，在香港引发更大震荡。然而，在北京严密的管理之下，反对派人士的抗争空间已不大，国际谴责也不会动摇北京的意志，更重要的是，涉嫌港独或寻求外国势力的反对派若企图以“玉石俱焚”（港人称“揽炒”）对中央施压，已不会奏效。犹如这次泛民总辞，香港立法会还将运作下去。何况，经过几年来不断升级的政治争拗与社会动荡，北京应该也乐见香港“去政治化”。在香港稳定免于失控与选举民意之间，北京优先考虑的是前者。

当下，港府必须在下来的两三年窗口期，以高效的治理，迅速让香港的经济、民生发生显著变化，用政绩向港人展示中央改善港人生活的诚意与能力，使命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