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社评文章称，《香港国安法》实施，一系列维护国安人事任命相继完成，最受注目的特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一职，由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出任。《香港国安法》下，一个新的管治架构和政治秩序正在香港形成，具体磨合情况，视乎实际权力分布和运用。特区成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由特首担任主席，国安顾问列席会议提供意见，骆惠宁作为中央在港的最高级代表，政治地位和权威毋庸置疑，日后在港区国安委发挥的影响力及作用，需要时间观察。根据《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安工作并不止于执法司法层面，还涉及教育和宣传等范畴，涵盖面甚阔，当局行使权力克制审慎，可以减少磨合过程中的震盪。

中央特区联系人 骆惠宁角色更重

《香港国安法》生效未及一周，法院便要处理相关案件。刚过去的“七一”，有男子驾驶插上“光復香港　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撞伤多名警察，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一项恐怖活动罪，成为首名涉及《香港国安法》的被告。特区政府表示，特首已按《香港国安法》规定，在徵询港区国安委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意见后，指定6名法官负责处理国安案件；其他维护国安机关，包括律政司的国安案件专门检控科，以及警队维护国安部门等，亦已迅速就位。各项人事任命陆续公布，最受注目的当然是中央指派的国安顾问，以及新成立的驻港国安公署负责人。

根据《香港国安法》，国安顾问会就维护国安工作，向港区国安委提供意见，至于驻港国安公署的职责，则包括监督、指导特区履行维护国安职责，并依法办理危害国安案件，在特定情形下行使有关案件管辖权。骆惠宁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今年初来港出任中联办主任，有本地分析认为他是“过渡人物”、“折衷人选”，亦有港区人大成员指出，骆惠宁是封疆大吏，收拾残局、整顿吏治、改革制度是其强项。半年过去，骆惠宁先后负起多项重任，现时更身兼港澳办副主任、中联办主任及特区国安顾问三职，突显他是中央与特区最重要的联系人。

顾问的角色权力可大可小，往往视乎出任者的身分和影响力。对中央来说，骆惠宁兼任港区国安顾问，以其历练、地位和权威，可望有效发挥指导、监督和支持特区政府维护国安工作，在推进中央对港工作方面亦更有效率。当然，换个角度看，骆惠宁以国安顾问身分提供意见，分量也一定特别重。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涉及的信息和形势分析，远超地方政府的能力，从这一角度看，中央指派国安顾问协助特区政府，有现实操作需要，不过日后国安顾问与港区国安委如何互动磨合，确要妥善处理。驻港国安公署署长一职，由广东省委秘书长郑雁雄出任，不少人都提到当年他处理乌坎村事件时，曾形容“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国安公署在香港如何具体运作，外界并不了解，公署与警方维护国安部门的磨合，相信也要一段时间，对港人来说，最重要是公署人员依法办事，遵守全国性法律和香港法律。

有台湾学者形容，《香港国安法》的诞生，源于三方的误判：中共高估了特区政府处理示威运动的能力、港府低估了示威运动的“后座力”、示威者和反对派则低估了中央处理国家安全主权问题的决心。香港社会两极化，不同政治光谱人士对《香港国安法》的看法南辕北辙，但相信所有人都认同，《香港国安法》为香港带来深刻变化。新的政治秩序和管治架构正在形成，中央角色亦比昔日更明显。

管治架构起变化 重新磨合要中庸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以往一直是特区的决策权力核心，港区国安委的成立，对特区权力结构带来什么影响，值得密切留意。港区国安委由特首、三名司长、保安局长及多个纪律部队负责人组成，理论上只负责维护国安事务的决策，然而《香港国安法》提到，特区须开展国安教育，提高港人国安意识和守法意识，对于学校、社团、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安的事宜，特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换言之，维护国安并不止于打击惩治层次，还包括教育、宣传等范畴，港区国安委的决策涵盖面可以相当阔，实际操作有可能与行政会议存在一些重叠，两者如何分工配合，某程度将反映日后特区不同决策机关的权力分佈。

骆惠宁来港后曾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是最后防线，但不能事事留在最后防线，因此应将防御“前移”，营造良好社会舆论环境，反对危害国安活动。一国两制要行稳致远，一些明显偏离了“一国”的现象，当然需要正视，不过维护“两制”的初心亦要坚持，社会上一些过激主张，诸如在学校课室增设闭路电视监察教师授课等， 明显过了火位，不合理不合度。当局行使权力维护国安，须讲求中庸克制，如何重新磨合，考验各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