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罗保熙

回溯历史，因传染病而激起的仇恨浪潮绝非首次发生。因应接近两个世纪航海交通的长足发展，大规模跨国旅行和移民变得可行，交通便利不仅让流行病更易传播，还为人们提供了指摘外来人口的藉口。疫情大流行，种族主义、仇外情绪也如影随形。究竟仇恨和疫症的历史上的关系如何，为何人类无法摆脱这个仇恨的“永恆轮回”？

最初，航海业受到技术限制，穿越大西洋需要花上一个月时间。这意味着由出发至抵埗，一般病毒的存活率和潜伏期已经完结。正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尔兰大饥荒，当时欧洲马铃薯失收而导致爱尔兰出现饥荒，约一百万爱尔兰人死于飢饿，另有二百万人逃离当地，部份人选择乘坐船隻前往北美。

但有如集中营般的船舱非常危险，环境挤拥、卫生情况恶劣，不少船只在航海路上更爆发斑疹伤寒等疾病，在这段期间共夺去了多达十万名前往他乡的爱尔兰人性命，幸存者只剩少数。历史上称这些由爱尔兰前往北美的船为“棺材船”（coffinships）。

其后，轮船渐趋普及，横渡大西洋的时间缩短至少于一周，航运成本也大大降低，开启了海洋运输的发展。过往局限在某些地区的疾病，亦因此广泛传播。如十九世纪初的霍乱疫情，以往主要在孟加拉发生，但经过大英帝国的官兵和商人散播，变成全球性流行病。自哥伦布时代，天花大流行传播至美洲，造成当地无数人染病死亡，也为殖民者往后的殖民行径打开了方便之门。1889年，第一次现代流感大流行，从俄罗斯迅速蔓延到北美。

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与一个世纪前的事件相似。当时，世界首次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景象，同时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之中，因此顺理成章成为一场全球大流行的理想温床。一场“流感大流行”（1918FluPandemic，俗称西班牙流感）横扫全球，造成全世界17亿人口中，近三分之一人受到感染，多达一亿人死亡。

“西班牙流感”如今天的“中国病毒”？

加拿大历史学家SusanSmith表示，该次大流行亦幸产生了与今天极为相似的恐慌，同时引起了社会对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以及围绕公共卫生与经济的激烈辩论。她指出，伴随大流行而来的往往是企图寻找替罪羔羊，以及将疾病归咎于别人。

大流行的命名正好反映了委过于人的情况，Smith指出，“西班牙流感”属用词不当，因为当时作为战争中立国的西班牙率先披露疾病的传播，其他主要的大国却忙于战争，无暇理会，而令人错觉西班牙疫情严重，因此出现了此名。她认为：“在一战中，当时的人是指摘德国人首先製造病毒，就像今天有个别国家如伊朗指摘美国製造新冠病毒一样，而一些美国人则以‘中国病毒’来指摘中国。”

自此以后，移民限制和公共卫生措施开始受到重视，成为限制人类活动以遏制疾病爆发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种族主义者假设了跨国出行会加剧传播疾病，因此认定外来的群体最有可能是“带菌者”，尽管医疗专家一再澄清病毒不分种族。

“无论科学界的说法如何，历史上不同国家、种族或宗教背景的人仍一直被指控传播病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人类学者MonicaSchoch-Spana表示，“不幸的是，在历史上每一次疾病爆发期间，社会上就出现恶名、责备和歧视等现象。”

Schoch-Spana以近年的事件指出，在2009年H1N1猪流感爆发期间，墨西哥人和拉丁美洲人成了替罪羔羊；2014年的伊波拉疫情，非洲人也是如此。在更早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海地人也因爱滋病而被指摘。

她认为种族歧视的后果包括道德和医学两方面：“在传染病爆发下，防止社会污名化，并不只出于利他因素。历史上，这些被指摘的群体在出现症状时，更不愿寻求救治。”

恐惧容易令人生偏见

仇恨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人们对未知心存恐惧，由于缺乏病毒的信息，许多人陷入焦虑。美国焦虑和压力研究专家LynnBufka指出，这是一种新的未知疾病，我们不知道它会变得多么严重，也不知道该如何担心。她指出：“通过良好的洗手习惯来减低传播的想法看似不足够，这并非新方法，人们怎么知道做得够不够呢？”

从心理学来说，人们自然地倾向将世界分成“我者”和“他者”。前者是自身所属群组，后者则位居其外，人们倾向偏爱“我者”，对“他者”存有敌意。这是由波兰心理学家HenriTajfel领导的一项欧洲研究计划，称为“最小团体研究典范”（Minimal-Groupparadigm），测试人们如何为自己归类。实验找来许多完全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研究人员只给予他们某些微不足道的共同特质，如顏色相同的衣着，并要求他们为其他人评分。结果发现，人们依旧倾向给予跟自己相似的人较高的分数，这个实验后来被发展成“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theory）。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LeonSeltzer指出，若一个人的愤怒是外向的话，代表他将感到沮丧的事责怪他人。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幸产生一种冲动，以报復方式对假定犯人发洩自身的消极情绪。”在今次突如其来的封城、隔离措施下，对那些被认为是烦恼和生气根源的人采取对抗的行为便不令人意外。

他认为仇恨只是人们面对无法控制的事最简单的回应。今天，许多人因环境状况并非如愿，并限制了他们过舒适的生活，因此感到非常愤慨。他认为，如果将发怒的感觉视为与内心那股无助或无能为力的感觉作斗争，那么，这种情绪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911恐袭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美国遭遇的仇恨犯罪大幅增加了1600%。在这个充满怒气、专制主义和思维简化的世界中，当我们遇到威胁时，很容易会对他人产生偏见。现在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增加，只是这种固有偏见的最新例证。

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编辑DanielBurke所说：“每次仇恨犯罪背后都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这里不欢迎你’。对于个人的攻击，也可被理解为对整个社区的不祥警告。”

正如真正的海啸来袭时，会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破坏，因此我们在平常的日子就应该未雨绸繆，做好準备。面对“仇恨海啸”，Bufka认为媒体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必须发布準确的讯息，并且避免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而煽动仇恨。“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期，人们应该努力保持情绪平衡和维持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