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香港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不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普选”，而是“地产霸权”。虽然房价不到现在的一半，但大多数人都觉得房屋问题是香港的头号问题，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把政治议题放在第一位。当时香港很流行抵制“地产霸权”，比如不光顾地产商开的超市。有意思的是，虽然现在的房价和当时相比又上升了很多，却已经几乎听不到“地产霸权”这个词了。原因很简单，或早或晚，人们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如果地产霸权是许多问题的原因，那么地产霸权迟迟不能解决的原因是什么？”

的确，高房价不是，或者说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香港并不缺地，住宅用地仅占土地面积的7%，而住宅的建设成本，在房价中的占比很小。这么富裕的社会，为什么不能多造房子，造大一点的房子，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呢？这显然是一个政治问题。房价是财富分配，那么房价的变动就是财富再分配。这至少影响到两部分人的利益，一部分是拥有土地的人，另一部分是拥有住房的人。过去十年，由于特区政府的权力缺乏认受性，导致无法冲破既得利益的阻碍，在最重要的土地问题上进展有限，而这又进一步侵蚀了特区政府的权力基础，产生恶性循环。在这个意义上，特区政府的确需要拥有更广泛的权力基础，去打破既得利益的桎梏。

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

光是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就足以让一个社会爆炸几次了。但经济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天真的相信回归以后，只要把经济搞好，人心会自然回归；又或者看到游行，就觉得是因为港人对内地的发展羡慕嫉妒恨，心理失衡所致，这些都是以己度人，非常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除了经济之外，东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本土认同的身份政治，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部分港人受西式教育长大，一方面对于内地的了解程度非常有限，一方面其意识形态的确就是西方化的。再加上香港的主流媒体以本地和英文为主，基本听不到内地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同内地产生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强烈差别。一般而言，越是年轻人，基于中港区隔的认同政治就会更多一些，也更加激进一些。一方面是年轻人同内地的纽带更少，而且容易理想化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轻人面对高房价的无力感更强，更愿意打碎一切重头再来。40岁以上的港人，经历了香港的经济起飞，成长路上也有很多机会，许多人通过房子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相对珍惜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一点，和内地的60后到80后差不多。但对于更年轻的人，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环境，但也没有这么多机会，想的往往推倒一切，重头再来。

有意思的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笔者和一位本地中产朋友交流看法。这位朋友的政治立场是“黄丝“，也就是支持示威者。笔者问他，是否担心社会矛盾会影响这座城市的未来。这位朋友脱口而出，当年400万买的房子，现在2000万，“揸住这笔钱移民咯”。当时笔者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年轻人工作一辈子可能都买不起你的房子，这正是他们上街的重要理由啊。第二个念头是，认同政治真是强大，即使这位朋友是回归以来香港经济的受益者，但他的政治立场，并不是由他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意识形态和自我认同决定的。第三个念头是，高房价不是什么好事。这位朋友在房子上获得这么多财富，但他不会感激任何人，而认为这都是自己应得的。但如果房价大幅下跌的话，他恐怕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

香港需要深层次社会改革

香港目前面对的问题，内地以后未必不会面对。随着房价的不断上升，财富分配和阶层固化的问题在内地许多地方也在恶化。当然这也不奇怪，因为内地的土地制度很大程度学自香港，相同的种子结出的果子自然不会相差很远。而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也是内地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过去四十年，从地产到金融，从“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土地财政，从香港引入的许多经济制度，对内地的经济起飞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随着内地的发展，除了离岸金融中心之外，香港其它的经济功能，已经慢慢下降。但香港目前的收入水平，仍然领先中国一线城市10-20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香港对于内地的贡献，将更多的体现在后高速增长年代，解决深层次社会问题的探索上。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香港也出现过社会动荡，港督麦理浩自1971年上任之后，推动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包括十年建屋计划，开发新市镇，创立廉政公署，建设地铁等，这一切使香港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当然，现在的环境远远比当年复杂。

过去十年，笔者经常在中港两地穿梭。对于香港的朋友，笔者总是建议要面对现实，不要高估了西方对香港的支持，去冒一些自己承受不了的风险。对于香港而言，最糟糕的就是成为大国角力的磨心，最有利的就是继续成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对于内地的朋友，笔者的建议同样是要面对现实。历史教训已经不能太清楚，当东西方隔绝的时候，对于中国就意味着落后与贫穷。只有向世界开放，中国才能继续富强。而香港作为东西方融合之地，不论过去还是未来，都是值得去珍惜和爱护的东方之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