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港澳突搜

港府问责高官突然大地震刚好一星期了，官场及政界仍在津津乐道，到底这四名局长的“死因”何在？而下一波林郑月娥班子大换班何时到来？

虽然局长们被撤换的过程来得突然，但舆论普遍认为他们“死”得不寃枉，初步判断都是犯了少做少错、庸碌无能等罪。其实，他们早赚够俸禄，每位年薪近400万港元（73万新元），就算下台，生活也无忧。

相比之下，同样打港府工的最基层前线员工，倒真是不得好死。我那位上周刚逝世的岳父，正是一个例子，虽然得享89岁高龄，但不算善终。

岳父是一名教育程度低的老实人，在公营医院当工友20多年，直至退休。本来港府的福利还可以，他每月有约2000多港元长俸，近数年每月的长者津贴有3000多元，加上老伴那一份，也算是准万元户。

自八年前做了一次大肠手术后，岳父虽从此以轮椅代步，但精神饱满，对生命仍充满热情，经常期望我们带他到户外活动。可惜去年的修例风波，有许多港铁站的升降机被破坏；路面交通经常受阻于堵路，于是他足足被困在家里大半年，面容开始憔悴。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令岳父更难外出了，情绪低落加上体弱，3月初终于大病一场，是四年来首次入院，住院期间因疫情而不准家人探视。好不容易捱过一关，两星期后出院，但半个月后又入院，这次终于出不来了。

由于仍处于疫情期间，家人想低调办后事，选择租借医院的灵堂做告别仪式。谁知正因为疫情，当局停止了这项服务，令一生为医院工作的岳父，不能享用医院的最后一次福利。

更令80岁岳母忧心的是，岳父死后，每月只剩下她那份3000多港元的长者津贴，交了公屋租金约2000港元后，根本无法生活。我的妻舅也因为修例风波及疫情而没工开，但因为做散工而得不到港府的任何援助。

当他们想申请公屋租金宽减时，得到的冷言答复是那房子已是最廉租的公屋单位，不获宽减；若想减少租金负担，可考虑搬迁至面积更小的单位，但也只是少纳数百元。

我当然会负起照顾岳母余生的责任。问题是，到明年1月，我也将是一名退休人士了。

我无意用岳父之不得善终这件事，去讽刺多名局长在官位上的“突然死亡”。我只是想反映，一名低层港府员工的薪津，跟港府那些问责高官相比是何等天壤之别，而那些高官又曾为香港做过什么？

当出现一场大规模的高官人事变动，港人自然就会从“问责”的角度去审视这场风波。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突然“死亡”的数名局长的工作，其实跟去年的修例风波和目前仍进行的疫情处理，并没有很大关连。

事实上，香港目前出现的管治问题，也并非只是由这一届特首和问责官员所造成，而是自回归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结构性困局。可悲的是，香港一直缺乏敢于多做事、大胆推动改革的问责高官。包括中国大陆的政经环境、国际时局的变化及香港内部矛盾等不同形势，根本就不能将特区官员与港英高官作简单的直接比较。

正如目前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流行辩论的一个议题：到底当年乔丹的芝加哥公牛与今天一度拥有杜兰特及柯里的金州勇士，哪一支球队的战力更强？其实也是根本无法相比，不同年代采用的篮球战术，完全不同。

同样，当年曾推行“积极不干预”和提倡“自由经济”而享负盛名的英国人财政司郭伯伟，今天若继续以这两副药来挽救香港经济，相信会惹来怨天载道、民情汹涌，解决不了困局，

说到底，要检验香港的问责高官是否值得“好死”，最重要的一条标准：是否敢于推动改革，做出亮丽政绩？至于忠于《香港基本法》、不偏不倚推行港府政策，则只是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