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疫症”一度是现代港人觉得是遥不可及的词语， 谁人想到十七年间会先后重创香港。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突如其来，疫症肆虐逾半年，香港沦为疫区、淘大花园成重灾区、威尔斯亲王医院封锁8A病房、市民抢口罩的画面铭刻在港人深心处，相隔十七年，2003年的往事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新型肺炎，COVID-19）来袭而再被勾起，当年的SARS犹如一场震撼教育，但我们有否汲取SARS带来的惨痛教训？当年写下的种种防疫建议，又有多少是未兑现的空头支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冠病毒成了港人这一个多月来的梦魇，而对当下年轻人或老一辈而言，十七年前的SARS回忆被重新唤醒。在2003年SARS一疫，香港有1,755人受感染，299人被夺去性命，当中包括八名医护人员。

当年抗疫过后，各界对政府及医管局处理疫症的手法颇有异议，催生出三份报告：特区政府委任英国专家的委员会报告、医管局成立的检讨委员会报告及立法会的调查报告。2003年5月28日，政府委任11名国际、内地及本地专家，包括时任英国皇家医学院公共卫生医学院主席葛菲雪、英国全国卫生服务大奥文街儿童医院管理局主席钱卓乐爵士及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等，成立“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分为“公共卫生小组”以及“医院管理及行政小组”，就SARS在港爆发作出研究，并为本港医护体制提出改善建议，当时全体成员于8月来港视察，在10月初向行政长官提交《汲取经验防患未然》报告。在253页报告中，专家们提出诸般处理疫症、改善医疗体系及加强研究等共46项建议，但认为没人应受谴责及为事件负责，因而引起公愤。

另一边厢，医管局在同年5月成立“SARS疫症检讨委员会”（“检讨委员会”），委任时任赛马会主席夏佳理、医管局主席梁智鸿等七人，检讨医管局处理SARS的表现，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完成报告书并提出45项改善建议。然而当年这份报告书亦不被公众“收货”，报告虽阐述管理层与员工沟通、抗疫工作等范畴出现的问题，但却认为此源于医管局缺乏一套“大型疫症的应变机制”，才出现管理、指挥及内部与对外沟通等不足，因此无人失职。当时医疗政策评议会发言人、现届立法会议员郭家麒便批评报告只为医管局开脱。

两份报告显然不为社会接受。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早于当年5月通过一项议案，要求政府“在2003年10月或之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真相，追究责任”，惟政府认为毋须在专家委员会以外，另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直至10月初，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研究专家委员会报告后，再次建议由立法会进行独立调查，查找责任，经商讨后立法会终在10月29日通过成立“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专责委员会”（ “专责委员会”）决议案，调查政府与医管局处理疫症的手法及管理层责任，而专责委员会的主席正是时任民主党成员、现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调查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爆发的处理手法专责委员会报告》于2004年7月发表，除了批评个别政府官员及管理层外，亦提出改善建议。

事实上，三份报告的建议均与传染病监察及通报机制、应变计划、与公众沟通等有关，指向性相类，旨在推动本港公营医护系统做足准备，应付日后可能再次出现的传染病。政府事后成立“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专家委员会报告建议监督委员会”，检视专家委员会报告共46项建议的落实进展。无可否认，政府在SARS后数年，推动不少改革：如果再爆发SARS，医管局开发的“SARS电子资料库（e-SARS）”数据系统可追查14间急症医院的入院资料，再配合警方的“重大事件调查及灾难支援工作系统”及卫生署的“中央个案接触资讯系统”，追查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士，尽早隔离及给予治疗。

当时专家委员会更建议将系统提升及常规化，以支援控制传染病。至2016年5月，卫生防护中心全面启用“传染病资讯系统”（CDIS），连结全港卫生机构和社区院舍，并简化传染病呈报机制步骤，将现行疾病监控系统集合在一个综合电子基础平台，任何公立医院及医疗机构的注册医生，均可经该系统呈报传染病个案，供卫生防护中心跟进，遏止传染病蔓延。政府还按专家委员会报告建议，在2004年成立卫生防护中心，防控传染病为其职务及权责之一，经去年检讨后，将六个服务单位重组并增至七个，包括传染病处、非传染病处和健康促进处、紧急应变与项目管理处，发展将以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工作为先。

“预防胜于治疗”是政府宣传多年的口号，亦是市民深以为然的常识，2003年疫症过后，香港的确有了更多应付传染病的机制，但新型肺炎疫潮一到，政府的应对仍杂乱无章，显然没从2003年汲取足够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