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在全国疫情仍然严峻、中央政府在集中精力抗疫的时刻，“突然”宣布港澳办主任易帅，令人诧异，但细看整体安排，不但是主任的人选调动，而是整个架构的调整，这就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相信经过调整，今后港澳办与中联办的职权和关系将会得到理顺，中央的对港政策也将会更加协调，然而，如何在掌握香港民情民意方面有所改善，并且在兼顾两制方面多从香港的视角看待和处理香港事务，才能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张晓明出任港澳办主任不足3年，被降职副主任，显然是跟香港出现长达7个月的乱局有关，降职是要对此事问责。这是继上月初被免职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之后，第二名被问责的官员。虽然两人被问责，王志民被调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闲职，张晓明降职副主任，但在任免公布中，仍然强调是维持正部级，张晓明留任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究竟是要说明两名主理港澳事务的官员只是能力不足问题而非触犯“路线错误”，还是中央藉机改组港澳事务机构，信息并不明确。

新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新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分别已届67和65岁，都已超过退休年龄。夏宝龙从浙江省委书记退下，被委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重任，属于国家领导人级别，现在又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港澳办主任，港澳办地位因而被提升。

夏宝龙兼任港澳办主任，为中央港澳工作增添重量级人物，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韩正，本身是国务院唯一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副总理，分管发改委和财政的重任，还兼任起码10个跨地域和跨行业的协调小组组长，能够分配多少时间与精力在港澳事务，十分有限。而今增添一名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官员，充实港澳工作干部队伍，可被视为是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重视。而夏宝龙在浙江任职期间，跟当时任该省一把手的习近平有4年时间的重叠，而且在该时段晋升为省委副书记，应该是获得习近平的赏识，而且对习近平的治理方针十分了解。

港澳办与中联办隶属关系明确

港澳办和中联办均是中央的正部级机关，职权和职责有重叠而且难以清晰界定，过去政出多门的事情时有所闻，而今骆惠宁出任中联办主任，明显是“高配”，跟资历相对较浅的张晓明合作，难免再次出现不能水乳交融的局面。

夏宝龙被任命为港澳办主任的同时，还宣布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兼任港澳办副主任，中联办隶属港澳办的从属关系明确。这是对中央港澳事务机构的重大调整，今后理论上决策出自一个部门，分层次去执行，职务范围重叠的问题也会在决策的协调过程中得到明晰，过去某些范畴两个部门都管，或者两个部门都不管，更糟的是出了问题两个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不会再发生。

中央港澳事务的管治架构问题，从中央层面重整之后，相信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加上新人事新作风，或许还会出现一番新景象。然而，一国两制的问题，两制的问题不能忽视，处理香港事务的官员权力来源来自中央，加上他们的阅历和经历，制定政策的角度当然会从“一国”出发，虽然他们被要求以及都自许聆听港人心声，但是否能够多从香港“一制”的视角考虑问题，同样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干部队伍要兼顾一国与两制

中央对香港的方针，首先是考虑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是因应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国家的实力与发展方向出发，所制定的政策与措施，应该是对国家以及对香港都有利的，但政策与措施的成效，最终是取决于是否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远在北京的官员，有不了解港人想法的“先天缺陷”，又或坐在香港办公室的官员，有不愿了解港人想法的“后天失误”，所制定出来的政策与措施，很多时会流于香港市民不理解而不支持，甚至是反对与破坏，再好的政策也无法实施。中央的政策要获得港人支持，当中有技术性问题，如何推广、怎样执行，多借用公关的技巧就可以，但归根结柢是要从港人的角度出发，让他们有“获得感”，才会使他们心悦诚服。

中央改革管治香港架构，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而委任重量级的官员，充实管治香港的干部队伍，是重视香港的表现。夏宝龙和骆惠宁都有封疆大吏的经历，而且在管治一个大省都有政绩，他们的执行力，毋庸置疑，但香港是实施一国两制的落脚点，他们是否能够既以“一国”为依归，又考虑到“两制”的特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考验。况且，他们两人的年龄限制，肯定是一个过渡安排，关键还是要改变整体涉港干部的思维，要求他们兼顾一国和两制的角度，才能落实好一国两制，使这个最有利于长远解决人心回归的制度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