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肆虐，确诊病例在前天（2月9日）更突然大增至36起，显示病毒越来越有可能在社区大暴发。随着疫情不断恶化，不少港人近来纷纷嚷出了“全面封关”的口号。

在抗疫最前线的公立医院员工，就走在了抗议的第一线。有医护人员工会从上周一起连续五天发动罢工向特区政府施压，要求禁止所有中国大陆居民入境，直接堵截病毒源头跨境进入香港。

虽然这场罢工行动在上周五暂告一段落，其诉求仍然得到了相当多港人支持。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调查报告就发现，逾七成受访港人不满港府的防疫表现，近八成人支持全面封关。

然而，港府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依然不愿意全面封关，只是逐步升级防控措施，包括“挤牙膏式”关闭多个口岸。直至香港出现首起感染死亡病例后，当局才宣布实行强制措施，要求所有从大陆入境人士强制隔离14天。

初看之下，港府这个变相“全面封关”的不干净利落的做法，委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毕竟眼下已有部分国家和地区收紧入境政策，禁止从中国出发的人士进入。在中国大陆境内，也有多个城市限制居民出入。香港为何就不能直接全面封关呢？

但细心一想，港府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一些港人提出全面封关，要求禁止大陆人入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港人也有可能是传播疫病的媒介。在此情况之下，假若只禁止大陆人入境，而香港居民（包括带菌者）仍可自由出入，香港很快也会像武汉一样。

有人或许会反驳，指全面封关并非只针对大陆人，而是由大陆进入香港的所有人，当然包括港人在内。但翻看数据，每天都有以万计的港人因为不同原因来往两地。港府若完全关闭所有口岸，禁止他们入境，恐怕也不是一个负责的政府行为。

当然，也有支持者认为非常时期不能考虑太多，全面封关即使不能全面防疫，但至少能发挥一定作用。这个说法当然没有错。问题是，由于影响范围太大，当局有必要考虑更广泛的社会成本或代价等因素。

目前来看，不少国家及地区已相继收紧入境措施，禁止中国大陆旅客入境。例如美国，没有因为中国发生疫情而暂停给中国添乱，它是第一个国家从武汉撤出领事人员，也是第一个宣布禁止中国人入境。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做法并不厚道。

严格来说，不能说美国趁火打劫，毕竟美中两国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没有人会期望美国会无条件帮助中国。但香港不一样，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若要全面封关，就有责任顾及封关对大陆的冲击。

其中一点是该做法引起的政治效应。近来，香港本土派不断利用社会焦虑，炒作“全面封关”议题，意图制造香港与大陆的事实隔离。港府对此不得不慎防。

香港全面封关在国际上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示范效果。我上周和一位外国驻港外交官吃饭，他透露很多国家推出旅游警备级别时，往往会参考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做法。香港一旦全面封关，其他国家就可以振振有词地向北京说：“既然你们中国的香港都‘全面封关’，我们为何不可以全面禁止中国人入境呢？”这个影响比第一个影响更大。

犹记得被学界誉为“社群主义巨擘”的苏格兰哲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说过，人一出生就有一段过去，“我从我的家庭、城市、部落、国族的过去继承了各种债务、遗产、正当期望、正常义务。这些构成我的人生已知，我的道德起点。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继承，赋予我生命道德特殊性。”

按麦金泰尔的观点，人生在世，并不存在无条件的权利，权利总是伴随着一定的义务。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和传统，社会之外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个人。这个论述其实很符合当前融合度极高的中港两地关系。

以这次疫情为例，当今各地都出现口罩荒，但大陆仍然向香港供应了1700万个口罩，这是出于大家都是中国人的关系考虑。同样道理，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份子，香港人既然享受了上述权利，在现实中也有责任付出一定的义务。这就包括了全面封关与否。

当然，人类并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政策往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随着新冠病毒疫情不断扩散，没有人敢保证香港短期内不会直接全面封关。但在这一刻，要求所有从大陆入境人士须接受长达14天强制隔离的变相“全面封关”，恐怕是一个无可奈何但较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