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农历新年假期完结，周三（29日）大部分香港人都要复工复市，但由于新冠病毒急速来袭，部分人要求“全面封关”以杜绝内地人来港。这种主张背后的非理性情绪让人忧虑，亦应该引起社会警愓。一些激进鼓吹者甚至以放置炸弹、破坏公共交通、发动医护人员罢工等违法暴力或不理性的方式争取“诉求”，结果是社会陷入更大恐慌，大家必须对这些行径予以严厉讉责，避免香港继续陷入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抗争中。

疫情引起全球高度关注，加上患者未必有发热、咳嗽等明显病征，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潜伏期，政府当然应该谨慎检视各种加强入境检疫的举措，并以“宁紧勿松”的精神落实。只是，防疫必须建基于科学与理性，“全面封关”呼声纵然听似合理，却把防疫手段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选项，忽略各个群体的合理权益与需要，更是违反科学规律，并非客观地研判防疫的真正需要、某些措施是否切实可行。更大的警号是，当中甚至充斥政治情绪，一些政治利益团体企图迫使政府与市民服膺于一种“政治正确”，借此巩固前段时间抢占的政治地位。

“全面封关”合理可行吗？

香港社会对沙士（SARS）之痛记忆犹新，如今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引起公众恐慌，提出“封关”要求可以理解，毕竟迄今香港的确诊个案绝大多数都是外部输入。事实上，政府近日一些应对疫症的措施，包括自1月27日起禁止湖北居民和十四日内到过湖北的人（除香港居民外）入境香港、30日起封闭香港高铁站，向国家申请停止赴港旅行团及停止发放“自由行”签注，等等，也已经是局部“封关”的性质。

港府今次应对疫情的表现并不理想，加上前段时间社会对政府处理反修例运动的举措普遍质疑，因此这些防疫举措无法即时赢回信任。例如坊间早有声音要求政府对高铁乘客进行检疫监测，但政府迟迟未有行动，如今决定封闭高铁站，难免予人后知后觉之感。不过，政府能够亡羊补牢，也是控制疫情亟需要的。上述措施是否足够，当然有争议，我们固然不能抱持侥幸心态“静观其效”，但也不能先入为主地咬定它们没有作用。

香港至今确诊病例为12宗，必须谨慎应对，防范社区感染风险更是当前要务，但“全面封关”是否就一了百了，又是否对症下药？一些医护因担心工作环境“爆煲”而支持“全面封关”，甚至蕴酿发动罢工迫使政府就范，他们的担忧可以理解，但其诉求并非理性专业。香港公营医疗系统的问题已是老生常谈，时下正处冬季流感季节，历年都是医护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刻，政府与医管局责无旁贷，必须全力支援他们渡过难关，并合理地因应肺炎疫情威胁调派资源，保障医护。但也正因为医护肩负重责，罢工损及医护专业性与社会大众福祉，只会两败俱伤，绝不可取，甚至是违背医护的专业操守。

关于封关的讨论需要合理，就好像前段时期的反修例运动，或许一些示威者违反了法律，但由于社会信任急速下坠，政府在执法时亦应考虑个别情况，不应对一些无意及轻微的罪行过于强势，“有法大哂”，以便更好在骚乱之后修复社会关系。防疫当然重要，但不能一句“防疫”就什么道理都不顾。

目前“全面封关”鼓吹者要求封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各个口岸，目的只是禁止大陆人来港，这就不是纯粹对疫情，而是在借题发挥，渲染陆港矛盾。单从科学角度来看，全球多个地区已出现病例，台湾亦已经出现9宗确诊病例，如果大陆要禁，那其他有确诊病例的国家或地区是否也该被禁？由大陆或台湾返港的香港市民是否同时要禁？真要做到“全面”，不是应该使香港孤岛化，不容许任何出入境，包括来自于其他地方的旅客吗？事实上，香港口岸的使用者绝大多数为本地居民，周五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周四（1月30日）大陆居民只占全体入境人数的9.1%。比起十四日前下降了90%。当港人离港时到过有疫情的地区，并不会因为他们是港人就会较小甚至没有感染风险，如果要封关，是否也该拒绝让他们回港？这又关乎香港居民拥有出入境自由的权利。这些问题都不是可以简单处理的。

从单纯的卫生角度而言，将香港孤岛化的“全面封关”自然是隔绝疫情的“最好”方法，就好像一个被毒蛇咬了手臂的人，最干脆的救援方法是即时切断其手臂，避免毒素影响身体其他部位。然而，在现代医疗环境里，这种粗暴手法并非“最好”；同样地，“全面封关”的所谓“最好”亦只是片面的，只是就防疫的安全系数高低而言。现实中社会的运作是多面的，制定公共卫生策略也自然应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衡量封关带来的社会整体成本与香港面对的疫症风险是否相称。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便指出，过去二十余年香港经历过禽流感、沙士、猪流感等事件，从未曾因本地或外地疫症而全面封关。本港传染病权威专家袁国勇更直言，即使要封关，如今也已过了最好时机。

香港政府既要最大程度地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也要顾及实际可操作性与必要性等关乎社会整体利益的元素。封关当然是防疫的一种手段，但具体实施时关键问题不在于“一刀切”与否，更不是借着对疫情的恐慌而鼓吹不科学的排斥政策。大家应该讨论的是如何紧密掌握形势发展，因应每一天的变化，研判“封多少”及“如何封”。其实，真到万不得己的时候，香港恐怕不仅要“全面封关”，还要实施宵禁等极端措施，禁止香港市民之间的日常社会交往，但无视实际可行性而蛮横要求“全面封关”，无视香港与大陆唇齿相依的经济民生与资源联系，无视这种激烈措施的后遗症，就不仅并不符合香港的整体需要，甚至会破坏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

疫情不应作政治消费

撇除政策层面的落实难度与合理性、相对应性不谈，“全面封关”论调中流露的强烈歧视与排斥心态，也突显其不理性的一面。这种心态既包含对特区政府的不满，也凝聚了反修例运动中积聚的“抗中”情绪。近来社会上一些人企图将防疫与“封关”对等，激化港人对大陆人的偏见，错误营造出“全面封关”是防疫，也是“救香港”的“唯一”出路，甚至有意见领袖借机为“黄色经济圈”加持，这种煽情言论除了继续消耗香港人的安全感与专业性，背离我们一向标榜的开放宽容精神，让全世界以为香港人只懂得埋怨，还能带来什么？或许对于个别政治投机者而言，大陆出现疫症是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契机，可以大加利用，但大众必须对此严加提防，以科学取代情绪，以理性取代恐慌。

在社会需要克服困难之时，一些人却情绪化地借着“抗中”及对疫情的忧虑恐慌作政治炒作，试图固化“中港隔阂”的思维，是极不负责任的政治消费行为。若为求达到目的而使用激进手段，要胁政府接受非此即彼的防疫主张，更是对社会百害无益的行为，不可姑息。

农历新年到来之际，网络上有人号召医护全体罢工，向政府施压以求“全面封关”。更甚者，27日（周一）明爱医院急症室一男厕内引爆炸弹、翌日有人深圳湾口岸亦有炸弹引爆，社交媒体有人承认，这两个极端行动的目的都是要胁医护罢工，继而逼迫政府“全面封关”。到了周三，即年假过后首个工作天，更有激进人士以堵路、于铁路放障碍物等方式，试图再逼市民“罢工”。这些行为与反修例运动里出现的暴力抗争手法如出一辙，就是要以武力强迫他人接受违法的诉求，并认为一旦对方不接受，他们就有权通过一切手段、甚至危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来达到目的。香港人一定认识到，这些暴力行为出于同一批人，目的也是一样，企图制造最大的恐慌，让香港的管治失效。这种企图绝对无法成功，更不符合香港人的利益，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强势制止，让整个社会理性、专心应对身处的困难。

面对问题，社会需要理性讨论，寻找较好的方法。若误认为只要用勇武激进行动，便可“成功争取”，不但令当下的防疫工作失焦，亦令不少人形成“武勇是条出路”的错误认知。要知道，所谓的“武勇”已断送不少年轻人的将来，白白消耗了社会大量能量，在不同政见的市民间累积了许多仇恨。更何况，疫症威胁就在眼前，正要社会上下团结抗疫，香港已再经不起进一步的社会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