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撰文：程雪

11月19日，邓炳强接替卢伟聪出任香港警务处处长，甫上任便将香港警队自1995年沿用至今的服务宗旨“服务为本，精益求精”改为“忠诚勇毅，心系社会”，引起社会热议。当日下午，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铨在警方记者会上就更换座右铭解释，“忠诚勇毅”突显警员特质，“心系社会”则突显警队上下一心，以服务市民为依归，又表示警队一直与时俱进。这一解释未能平息外界的疑惑，有媒体甚至指出，去掉“服务为本”，并将“心系社会”置于“忠诚勇毅”之后，是否标志着警队自此不再以服务市民为主，迈入沦为政权工具的新阶段？对此，香港警政学者何家骐说：“很难通过口号的变化来判断这代表某种意义上的转变。作为学者，我认为‘为什么一个口号的变化引起外界如此大的反应’，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反修例风波已持续半年。香港民意研究所于12月6日公布的纪律部队民望调查显示，短短半年内，市民对警务处的满意度从61分降至35.3分；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10月发表的民调亦表明，半数受访者“完全不信任”警方， 68.8%受访者更认为应该大规模重组警队。愈来愈多示威者在集会现场高喊“解散警队”的口号。如果真的“解散警队”，会怎样？

“那就彻底乱套了。”前警务处助理处长夏礼德（Peter Halliday）说，“如果没有警察维持社会治安，人们会做错许多事。”

对很多人来说，警察的职责是“维持社会治安”，因此，“解散警队”的诉求乍看之下显得荒谬无稽。在6月之前，香港警队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获世界认可。在世界经济论坛去年10月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书》中，香港警察服务的可靠程度排全球第六，而在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去年发表的《全球人类自由指数》中，香港警察服务的可靠程度位列第八。

但时至今日，警方虽然仍声称自己是在“维护社会治安”，其认受性却受到广泛质疑：其一是关于警察“滥暴”的争议。警方在12月9日公布，过去半年共发射1.6万枚催泪弹、约1万发橡胶弹、2,000发布袋弹、1,850发海绵弹，以及19发实弹，而截至上周一（12月16日）为止，共拘捕了6,105人。在接连不断的警民冲突中，警方“粗暴执法”等行为屡屡挑动市民怒火。其二是仍在调查中的“7．21”元朗事件，市民质疑“警黑勾结”。其三，市民对监警会的权利和独立调查能力心存疑虑，而这一疑虑似在国际专家组请辞并称监警会有“结构性矛盾”后“得以证实”。其四，市民认为警方在回应诸如“8．31”太子站事件、科大学生周梓乐坠楼案，以及西湾河开枪等具体事件时，拒不承认有任何相应责任，且事发至今没有警员被究责，因而怀疑警队内部相互包庇。种种事件编织起如蛛网般的“塔西佗陷阱”，警队深陷其中，无力自拔。

研究警政的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何家骐指出，潜藏在现象之下，警民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期望落差”（expectation gap），而期望落差的核心问题涉及警队的根本结构：警队为谁服务？如何服务？

“期望”的源流与转变

香港警队成立于1844年，是世界最古老的现代警队之一。彼时香港仍是英属殖民地，警队在建立之初，即带有“殖民地警队”的属性：任命有军事或警政经验的人为领导，从其他殖民地引入下属，并在殖民地当地招募前线警员维持治安。不同种族分而治之，能够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同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民警”，香港警队援引爱尔兰的殖民地警队模式，采取“半军事化”运作，实行中央集权制，配实弹枪巡逻，以维持殖民地秩序。即是说，香港警队的成立目的，是一支服务殖民地统治者的武装部队，因此具有双重职能：须承担打击犯罪行为等“民警”职务，也要排除对殖民统治的威胁，以保障英国人的利益。

这种“双重性”可体现在1846年推行的公开笞刑上。彼时，为防止华人扩张势力，港英政府实施华人宵禁，警察可在街头公开鞭笞华人。至1871年，当局更规定每星期三为鞭笞日。公开笞刑在1877年废除，但监狱仍执行。

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内地大量难民涌入，使香港成为各方势力齐聚的场所。香港警队应时而变，进行了包括聘用华人督察、招募女警、加强防暴力量等改革，并致力推行“社区警政”，以拉近警民距离。这些措施不仅健全警队制度、提升警队专业化水平，同时使得警民互动有效“落区”。香港警队因而建立起“中立”、“专业”、“制度化”的形象，获得市民高度认同。但是，这一系列改革并未触及香港警队的管制理念——也即是说，尽管警民关系有所改善，警队效忠英女王、维护英国人在港利益这一本质，并未发生变化。

在《香港警政民历史流变，人心向背的教训与启发》（下称《历史流变》）一文中，何家骐指出，“香港警队一直以来不需要亦没有依靠市民认受，他/她们被视为‘殖民地政府的代理’，效忠的对象是英女王而非香港市民；其文化的‘政治中立’概念，基本是指不会偏袒‘英女王及英国政权之外其他的势力。’”

此外，“专业”体现在通过提高招募警员条件及设立警察学校等方式，提升警员质素及能力；“制度化”则体现在一系列制度改革，包括“六七暴动”后完善了的警察机动部队制度、上世纪七十年代成立廉政公署打击警队贪污等。何家骐认为，这并非“警政民主化”，反而类似“商界营销”策略，“通过‘多快好省’，强调‘成本效益’，‘满足顾客’，令市民对警队的感觉正面。”

这显然与当下市民要求警队做到的“中立”、“专业”及“制度化”背道而驰。反修例风波中，警队表现成为不少市民互相争论的热门话题，不少人的想法与密切关注反修例风波及警方记者会的张小姐相似：“我认为‘中立’应该是对当前无论撑警与否的人都能一视同仁。比如元朗那件事，（警方）显然态度有区别。我要求的‘专业’是，在示威现场警察能够做好情绪管理，不要因为想发泄情绪而去骂人或者打人，能够重视人权。对‘制度化’的要求，一方面是希望警队能够更公开，比如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的通例内容。一方面是关于监警会，我觉得这种‘自己人查自己人’的方式不能体现出制度完善。”

何家骐指出，这就是当前警民间存在的“期望落差”。他在《历史流变》中分析：“在西方，‘政治中立’是在政党政治的民主选举下，不偏不倚，效忠宪法（或制度），但在香港，除了这点亟待厘清以外，‘专业及问责’究竟是香港警方经常强调的程序、制度化、有规有矩，抑或是强调‘程序公义’、透明、公开、一致，这些问题也有待回答。”

同样的词语背后，警民有不同的认知。九七回归之后，按照“五十年不变”的思路，香港警队在制度和组织上未有太大的改变，只是效忠对象由英女王转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这种将“旧制度”搬入“新框架”的做法并未动摇警队体制的本质。另一方面，香港的警政环境却在不断变化。这二者之间不能契合，警民矛盾由此爆发。因此，香港警队若要“一直与时俱进”，需要变更的就不仅仅是座右铭。

二十四年来的变与不变

夏礼德1967年加入警队，2003年退休。八十年代末他担任沙田区总指挥官，时值越南难民涌港，马鞍山一处能容纳25,000人的难民营是他的辖区范围。“这座难民营的人分别来自越南的南北部。所以刚开始的几个月出了很多麻烦事。打架、斗殴甚至谋杀，有人被捅伤更是家常便饭。”夏礼德回忆道，“我们（警察）竭尽全力地去维持秩序，但在前几个月，我们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六十年代越战爆发后，大批越南难民背井离乡前往异国避难。1979年7月，英国政府签署国际公约，将香港列为“第一收容港”接收越南难民，并作为审核难民有无移民其他国家资格的中转站。其中，因经济原因离乡的难民被定义为“船民”，他们不获他国收容，面临被遣返越南的局面。

这批住在难民营中的留港船民，因居住环境恶劣，又不能随意离开，且“南”“北”混住意识形态相左，导致营内常常爆发骚乱。1992年2月3日，元朗八乡的石岗船民中心爆发严重骚乱，南越和北越人相互厮杀，驻守难民营的纪律部队无力制止，被迫撤退，最终大批警员赶至镇压，才能控制局面。事件造成24人死亡，130多人受伤，是香港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越南船民骚乱事件。

“现场如此混乱，经验并不丰富的警察当然会因为紧张倍感压力。”夏礼德说。但随着一次次冲突升级，警方渐渐具备人群管理的实战经验。“比如，每当出现骚乱——这是很频繁的——无论是白天还是凌晨三点，我都会立即前往警局，换上制服、戴上帽子——这身行头能让人一眼认出我是高级长官。然后开着大声鸣笛的警车，开进难民营中央。”回忆起往事时，夏礼德微微皱眉，“当人们看到有高级长官在场，无论是年轻的警员还是发生冲突的双方，都会冷静许多，局面也会更好控制。”

三十年后，面对警民对峙的场面，香港警队有了更完善的制度和更丰富的经验。根据公开资料，当前应对示威活动的警察机动部队（PTU）于“六七暴动”后成立，前身是针对1956年发生的“双十暴动”而成立的一只特遣部队，负责处理人群管理、公众活动，以及任何可能爆发的动乱。

TU俗称“蓝帽子”，是准军事化的防暴警察。PTU总部每八周会从军装部抽调170名人员组成一个大队，进行为期12周的训练，并执勤40周。随后大队会解散，再成立新的大队，以这种不断循环的方式确保警务处全体纪律人员均接受过准军事化训练。PTU主要训练内容包括防暴操、人群管理、罢工及示威的应付方法、设立路障及实行宵禁的程序，以及棍棒、盾牌、催泪武器等的使用等。目前，PTU共有八个大队随时候命，每当爆发大型冲突，PTU和接受过PTU训练的普通警员都会穿防暴装备组成防暴大队，处理混乱局面甚至进行清场。

近年，这支准军事化部队的力量逐渐加强。警队为加强警民对峙时的驱散人群能力，于2014年中成立一支专门防暴的特遣队，至雨伞运动爆发后，此队伍正式定名为特别战术小队（俗称“速龙小队”）并使其常规化。在雨伞运动后，警方再计划购置三辆新型水炮车，并在2018年投入服务。

同一时期，政府锐意强化警队内部安保力量。警方财政开支由2013/14年度的148亿元，增至2018/19年度的197亿元；警员编制由2013年的28,528人，增至2019年的31,141人，并在培训上进一步规范化和专业化。此外，警方还通过建立八乡少年警讯训练营、成立社交媒体帐户等措施，希望拉近警民关系。

“警察当然会犯错——是人都会犯错。”夏礼德说，“但我认为，大部份情况下他们的表现很专业。比如，无论何时，在采取武力之前，他们都会展示警告标志。”夏礼德认为，较之他任职的时期，警方在应对混乱局面时已有很大的进步。

采访结束后，夏礼德致信《香港01》评价此次风波中香港警队的整体表现。在信中，他写道：“在过去的六个多月里，香港警队独自对抗动乱、恶意破坏以及其它违法行为。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警察部队能够以如此专业及克制的态度应对这样无法无天的情况。”并说：“作为一个退休警官，我从未如此时这般对香港警队感到骄傲。”

夏礼德信件全文︰

在过去的六个多月里，香港警队独自对抗动乱、恶意破坏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警察部队能够以如此专业及克制的态度应对这样无法无天的情况。其杰出程度可以与1940年不列颠之战中的英国皇家空军相提并论——他们也曾独自奋战，使英国免于被入侵和破坏，是香港警队救了香港。香港公众欠香港警察一个郑重的道谢——是香港警察维护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香港警队的警官们卷入了与犯罪者们数以万计的互动中。如果没有部份警员越界的个案，那将是非同寻常的——而这些个案大多数是无意为之。

控诉香港警察暴力对待不法分子并故意伤害媒体记者，这些是被有其用意的人捏造的。真正的野蛮行为是肆意或残酷地对待他人。香港警队有服务香港的光辉历史，指摘他们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这一行径实在令人发指。至于媒体，尽管得到香港警队的一再建议，他们仍以会伤害到自身的方式行事。不过，只有少数记者受伤，这也反映了香港警队的专业。

作为一个退休警官，我从未如此时这般对香港警队感到骄傲。

（原文为英文，由记者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