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撰文：郑瑞

从2016年开始，西方精英阶层的头顶，一直有一团游移不定的阴云和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的世界怎么了？一切都让他们看不懂了：从英国脱欧到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如今甚至极可能顺利连任，示威游行和街头运动在全球爆发，政治分裂的趋势在欧美都似乎不可逆转地蔓延开来。

此时此刻，英国因为脱欧面临分裂可能，捷克首都布拉格爆发万人游行要求总理下台，法国养老金改革引发大罢工，印度反《公民身份法》的抗争升级，南美国家更是一一陷入动荡……太多的冲突，甚至让很多人麻木了。也许这是精英阶层要面对的新世界吧，可是问号仍然还在：究竟发生了什么？还能如何维护西方的民主？

英国评论家沃尔夫（Martin Wolf）呼吁，西方需要改革“被操纵的资本主义”。沿着这条思路，或许可以得到以上问题的答案。

资本主义制度“被操纵”了，一个本身应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经济增长、政治自由良性循环的体制，在今天因为被食利阶层操纵而失灵了，因此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问题还是在经济

按照沃尔夫的观察，在过去的40年里，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生了生产力增长缓慢、不平等增多，以及金融风险的极大增加。

在这几项问题之中，最核心也最根本的仍然是生产力。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数据，美国在战后曾经历两次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分别是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以及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普及之后的10年蓬勃。然而，2005年到2018年，美国的平均生产力增长率还不如1973年到1995年之间的平均值，而彼时美国经历了石油危机和多年的滞涨。

问题是为何如此？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最先能想到的答案。不过这背后的体系才是真正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股东权益最大化成为企业经营的核心目标，二是金融业的过度繁荣。

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多次解释为什么多年来不愿公司上市，他认为“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任正非实际上用了很简单的几句话说出了资本市场对企业发展“硬币的背面”，注重短期利益和充满不确定性的资本市场的确可以让企业迅速膨胀，但是也可能造成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管理漏洞，并吞噬本应用于创新的资金，影响公司长期战略和发展目标。

企业如此，整个经济体的运行同样如此。根据2015年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到一定程度，对经济发展有利，但是过度发展反而拖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过度繁荣的金融业把吸收的资本的人力资源完全用于为金融业本身活动，脱离了生产本身。

当然，泡沫会累积也会破裂。从21世纪之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对金融风险的爆发并不陌生。但是大浪淘沙之后，存活下来的企业逐渐发展成行业寡头，在政策保护下变得“大而不能倒”，美国华尔街的投行以及保险公司就是如此。

在全球化的潮流和金融业扩张的双重作用下，各行各业逐渐出现都出现了“赢者通吃”的大型跨国企业，掌握资本和技术的的寡头们也掌握定价权和市场，轻松获得垄断租金，天价抗癌药物的产生就是最好的例子。垄断企业不仅更难监管，而且让整个行业竞争降低，打击生产效率。

今天，货币宽松在全球回归，美联储改革“沃尔克规则”放开对华尔街的监管，泡沫仍在累积，但抵御风险的能力甚至不如从前。政府为什么无能为力？因为食利阶层已经和民主政治的权力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会恶性循环的形成

不幸的是，以上所有造成生产力增长缓慢的因素，同样也是一大社会问题的成因——就是贫富差距的加大。

哈佛大学教授和拉扎德银行（Lazard Freres）合作的一篇论文中指出，1948年至1973年，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每年增长3%，这也意味着一个孩子有96%的机会比他或她的父母得到更高的收入，但是自1973年以来，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每年仅增长0.4%，28%的下一代收入不如父母。

与此同时，在英国，首席执行官平均薪酬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比从1998年的48倍升至2016年的129倍。在美国，这一比例从1980年的42倍升至2017年的347倍。而这种收入的差距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

技术革命造成的人力需求变化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这样的收入差距并不是美国政府所严厉打击的移民问题以及国际贸易造成的，而是股东的权益没能流向企业员工的收入、金融业的蓬勃没能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中产阶级的萎缩。

同时，企业偷税漏税的渠道更加便捷、游说能力的增强，最终让社会福利的时代过去。税收漏洞有多大？美国企业在包括百慕大地区、英属加勒比海、瑞士等六大“避税天堂”录得的利润，是在全球除美国外前六大的经济体经营利润的7倍。即便如此，企业仍然有能力游说美国政府继续发出“减税大礼包”。

即便美国国会常常把跨国企业的CEO叫来“听证”，然而既得利益者和政府的关系并没改变。特朗普上任的原因之一就是中西部地区对贫富差距的不满，可是上任之后，他的内阁里仍旧坐满能源大亨、华尔街大鳄的代理人们。特朗普要“吸乾腐败”，的确难靠他一人之力。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社会福利的不足和贫富差距的加大则成为民粹主义和极端力量的温床。加之社交网络的风靡以及信息化时代的乱象丛生，舆论的两极分化更被放大，很多信息可信度不足而煽动性极强，最终我们除了两个阵营之间的相互诋譭谩骂，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了。这种只知相互破坏的情绪下，何谈民主之说呢？

由此，被操纵的资本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动荡，民粹的抬头实际上仍在加剧这种恶性循环。

在西方大呼“民主制度正在经受挑战”的时候，他们其实并没错，错的是这种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身。或者说要让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不被操纵，就必须进行有力的改革。

此时回首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说，未免令人唏嘘。西方精英阶层在当前的浪潮之下显得无力回天，但是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或许才是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