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本周五（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二十周年，国家主席...将前往当地出席庆祝活动，其演说内容相信会被理解为向香港隔空喊话。港澳同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无可避免会被人拿来比较，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与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月初出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座谈会”时，一方面赞扬澳门在实践“一国两制”及维护国家安全的成功，另一方面不忘“提点”香港要向澳门多多学习。

澳门一些经验确实值得香港借镜，包括尊重“一国”原则，不把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置于对立面。但正如《香港01》多次指出，鉴于两地在人口规模、历史背景、经济结构、土地面积，以至文化认同上存在巨大差异，简单比较是肤浅的，也是无益的。

香港要有自己的个性，在实践“一国两制”时应该走自己的路，毋须妄自菲薄。我们理应有自身的改革追求，不能对澳门经验“信手拈来”。比起“隔篱饭香”的嗟叹，香港更令人痛心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改革时机。回归以来，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日益严峻，既得利益结构严重扭曲，全民共享的社会迟迟无法建立。更令人扼腕的是，经济发展迟缓和社会不公寄生于《逃犯条例》修订等政治议题中，并被民粹化地曲解为“一国两制”已经失败。反修例运动至今半年，香港不能再蹉跎，必须清晰认识到自强的迫切性。只要改革取得成效，香港“一国两制”不单可与澳门互相辉映，甚至可为台湾版提供参照。

香港陷入当下的管治困局，有人觉得是政制落后所致，有人认定“中共打压”才是元凶，但我们认为上述分析只是瞎子摸象，真正问题出在管治精英无视深层次结构矛盾，对既得利益势力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懵然不知。政府欠缺全局观，一遇问题就只懂“小修小补”，以致错过了许多改革契机，连带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亦不断减弱。现在回想，倘若当局洞悉先机，及时在经济民生议题上发力，或许根本不会发生“占中”、旺角骚乱、反修例运动，即使发生，它们对香港的冲击亦未必那么大。

改革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回应社会挑战、让社会不断更新的手段，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在这方面，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前港督麦理浩都是典范。在过往多期社论中，我们呼吁政府效法先贤，带领社会凝聚改革共识，提出全面可行的工作规划，继而克服结构性困局，但最近“两电”加价和警政改革两事，再一次警示政府官员，如果继续“混沌”，不下定决心推动改革，只会使民生继续受累、民怨继续积聚。

两电加价形如离地视若无睹政府失责

本地经济因中美贸易战和反修例风波而陷入技术性衰退，正当市民盼望企业共渡时艰之际，中电和港灯却分别在上周宣布，将于明年加价2.5%和5.2%。作为电力市场垄断者的“两电”脱离群众其实早就不是新闻，问题是为什么理应捍卫大众福祉的政府，竟然对加价连年上演熟视无睹。

上述情况之所以出现，源于政府没有做好把关工作，推卸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任由企业对消费者予取予求。现行《管制计划协议》（下称《协议》）由政府与“两电”在2017年4月签订，虽然《协议》规定将“两电”准许回报率调低至不得超过其固定资产的8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行政会议居然在去年7月通过的“两电”未来五年发展计划协议中，容许中电电费未来五年累积可加价达20.7%，港灯电费增幅更可达35%。

《香港01》经常批评，政府对处理公共政策的认识存在严重偏差，不寻求重构扭曲的利益格局，只以“小修小补”的方式应对，结果就是巩固了原有利益格局。“两电”加价便是这种认识偏差的一个反映—政府只懂得为市民提供电费补贴，但从不检讨现有安排过度侧重“两电”利益是多么不合理。

现行机制其中一个主要漏洞，在于“两电”准许回报与固定资产挂钩，意味只要增加固定资产价值，“两电”便可加价。我们要问，为什么在签订《协议》之前，政府对上述漏洞视而不见？其实，只要政府在磋商协议时，从维护公众利益的立场出发，不把自身责任“外判”，主动规划本港电力市场，加价闹剧便不会经常上演。

建立独立监警机制避免警民误会加深

最近坊间另一争议热点是监警会五名国际专家辞职。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都揭示政府即使明知现行机制存在漏洞，却欠缺拨乱反正的决心，最终进一步削弱市民对公权力的认受性。对于普通投诉，监警会自然有办法处理，但对于反修例运动引发的大量投诉，监警会缺乏足够权力调查。可惜，面对这个问题，政府的态度依旧是“小修小补”，包括以为邀请国际专家助阵，便可为监警会“贴金”，回避了这个机构先天性权力不足的问题。

警方不可能在警民关系欠佳的情况下有效执法，如何重建互信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政府除了应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整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和是非功过，未来还应更进一步，着力推动警政改革，包括仿效当年麦理浩在警队编制以外成立廉政公署的先例，成立一个具法定调查权力的独立监警机构，透过有效处理投诉，避免警民误会不断累积，加剧社会不稳。

香港的问题千头万绪，加电费和警政只是两个侧面，类似问题其实还存在于房屋、医疗、教育、安老等层面。所谓以小见大，两个例子均反映政府缺乏改革意识。假如当局继续抱残守缺，迟迟不就结构性问题作出针对性的改革，只会令民怨继续累积。即使今次反修例运动侥幸完结，冲突可能还会在不远的将来再次发生。

政党必须“务正业” 朝野合力推动改革

必须强调的是，改革不应只是政府的责任，政党也要参与香港的改革，包括提出政策倡议、监督施政、鞭策官员。对建制而言，他们拥有严密地区网络，理应熟知民意，可借此向政府反映改革诉求，但他们却没有腰骨，一味对中联办唯唯诺诺，只懂“听指示”配合政府。例如在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一事上，大多数建制派议员拂逆主流民意，盲目为政府保驾护航，最终承受在区议会选举大败的教训。

泛民主派同样失职失责，只懂得沉溺于自欺欺人的政治把戏，例如早前在明知议案无法通过的情况下，执意对特首林郑月娥提出弹劾议案。当然，泛民对民生困厄并非毫无承担，例如在“两电”宣布加价之后，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便建议由政府斥资买入新燃气机组，缓解“两电”加价压力，但民主党对香港问题的本质毕竟欠缺准确认识—胡志伟曾在2017年撰文，批评金融管理局前总裁任志刚提出的政府应该适当增加公共开支的建议。不难看出，民主党高层仍然跳不出“大市场、小政府”逻辑，这跟当年支持领汇上市的价值认知其实毫无分别。

反修例运动把香港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是人口只有67万的澳门无法比拟的。既然问题那么复杂，香港社会便应尽快冷静下来，思考如何改革，政治人物尤其须发挥引领作用，协助香港重新出发。对于长期积压的结构性问题，政府不能再以“小修小补”的方式处理，必须雷厉风行推动改革；至于建制和泛民，前者应该鞭策而非“盲撑”政府，后者则应少些姿态和造作，多些解决实质问题。只有当大家都认清自强的迫切性并辨清方向，我们才可透过实际行动改革香港。如此，香港才可重新上路，避免在原有的怪圈中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