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香港经济连续两季出现负增长，进入技术性衰退期，在可见未来仍然会因为社会动荡而影响零售与旅游业，并且受到中美贸易战前景变数尚存而影响进出口，内外交困使香港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香港一直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但这个位置正受到严重的挑战，才是最大的隐忧，世界上两个处境相似的城市，威尼斯和贝鲁特的沉沦，是香港的前车之监。

香港的经济规模去年被深圳超过，今年广州有6%的增幅，香港则出现负增长，必然落后于广州，香港在全国的经济规模排名，从第一渐次跌到第五（亦低于上海、北京），接着后来居上的将会是重庆和天津。内地经济增长速度比香港快，并不意味着香港经济不再增长。香港近月出现的内部动荡，可能也是短暂因素，最大的隐忧是香港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位置。

威尼斯金融中心只剩旅游业

香港金融业背靠国家仍发展

意大利威尼斯的故事，大家都熟，凭藉欧洲往非洲海路必经之地的位置，商业与贸易发达，曾是世界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但由于航海冒险家哥伦布发现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新大陆，引发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竞相从海路争夺殖民地，威尼斯地理位置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商贸与金融业不断滑落，至今只剩下旅游业一枝独秀。由于旅游业过度发展，房地产价格飈升，本地居民“无处容身”纷纷迁出，经济进一步受到打击，2017年两间银行面临破产而需政府打救，市政府财政左支右绌出现严重危机。

香港同样因有深水港以及处于国家南端而商贸发达，1950年代因韩战西方对中国实施禁运而使香港转口贸易成为支柱产业，并带动航运和金融业发展。改革开放后，内地港口愈益发达，香港港口吞吐量从世界第一跌到第五，金融业由于人民币并非自由兑换货币，而且人民币要国际化，香港仍有不可替代作用，令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但得以保留，还有进一步发展空间。香港背靠国家的“运气”，是威尼斯可望而不可及的。

另一个城市的命运更加凄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处于欧亚之间，海港因素也令其成为商贸重镇，同样受到发现通往亚洲新海路的影响，地位下降。贝鲁特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大，由于其地理位置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座千年古城曾经被鄂图曼、十字军、俄罗斯、埃及以及法国统治或蹂躏，直到1944年黎巴嫩才成为独立国家。贝鲁特经过长年的经贸往来经历，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和金融体系，曾长期是阿拉伯国家财富的庇护所，得益于1960年代波斯湾石油国家的兴起，成为石油美元的交易中心，带动该市金融业的发达，多家地区银行的总部均设于此。

贝鲁特受政治纷争打击

香港社会运动需要治理

贝鲁特的好景不长，1975年爆发内战，好好的一座城市被分割成两截，穆斯林占西城，基督徒占东城，中间的隔离带本是商业和金融中心，却变成两派民兵水火不容的交战区，由于国际关系的因素，贝鲁特的两翼分别先后被叙利亚和以色列频繁轰炸，1978年基督徒民兵还与叙利亚打了一场百日战争，1983年还发生了美军和法军军营遭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300人被杀，直到1990年内战结束，这座一度被称为“亚洲巴黎”的都会，受到摧毁式打击。

内战结束后，贝鲁特有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最近再次陷入政治危机，由于政府被富人家族控制，社会分化严重，过去以宗教和宗族为主线的政党结构固化，人民参与政治的渠道，追不上社交媒体联系和动员政治的发展速度，政府却在此时“坚离地”提出征收WhatsApp税，引发市民大规模抗议，示威者持续一个多月的堵塞道路令城市陷于瘫痪，总理萨阿德10月29日辞职，现在动乱还没有平息，银行继续关门，学校仍然停课。

香港的情况跟贝鲁特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通点是，两座城市都因地理的特殊位置而繁荣鼎盛，但贝鲁特的这个因素已经几乎完全消失，香港仍然部分保留，然而不无隐忧，因为内地其他城市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在突飞猛进，香港如何以创新科技作为突破口，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而得到新的增长点，至关重要。

香港跟贝鲁特最大的不同之处，是香港虽是多元社会，但从来各方都比较互相包容，不像贝鲁特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长年敌对。两年前黎巴嫩动乱，总理萨阿德就曾悄然出走，皆因他本来就在外国出生和长大，面对家族利益不能得以保障，撂挑子去国一走了之。而香港在国家的特殊位置，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动乱的处理手法也会不一样。

贝鲁特的抗议者目前还在讨论，这究竟是一场革命还是社会运动，如果是革命，什么事情也可以接受，堵路和城市瘫痪也毋须得到任何人批准。香港则不同，香港不允许也不需要革命，社会运动也不接受无法无天的任意妄为，解决手段取决于特区政府的决心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