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风波持续四个月有余，警方与示威者已经水火不容，无论在街头还是社交网络，“黑警”、“警渣”与“曱甴”、“暴徒”的相互辱骂铺天盖地，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违法示威与暴力冲突，以及一次又一次警察被指控滥权，香港社会引以为傲的法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香港人必须抚心自问，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社会，香港警员在其中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月初政府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实施《禁蒙面法》，引起激进示威者强烈反弹，激起另一波街头暴力。随后数天，暴力对峙的场面逐步消退，《禁蒙面法》显然是让部分不愿意触犯法律的示威者有所忌惮、选择后退。然而，它并没有成功震慑最极端的暴力示威者。直到昨天，虽然示威人数不多，然而个别暴力示威者的袭警行动却让人发指，有人甚至用界刀从后偷袭警员。难道香港社会要发生警察被杀或示威者被杀事件之后才愿意停止暴力吗？无论是恶意袭警还是肆无忌惮破坏商铺，均为暴徒行径。如果警员可以卧底拘捕黑社会，又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方法拘捕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徒？难道市民真的认为警方任由暴徒到处破坏、烧毁店铺，才是“体谅”示威者的方法吗？任由目无法纪的暴徒肆意破坏商铺，是一种自私的态度，而且是懦弱和幼稚的表现，必须纠正。将心比己，如果自己的店铺和住所受到破坏，大家可以忍受吗？

几天前，一段短片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在社交媒体获一面倒的“赞好”。短片中，一群市民在东涌与一名警长理论，有市民表达“不想被捕者受到过分武力伤害”，又指在场的全部均是初中生，警长也展现了耐心，既说作为上级愿意代表同僚“承担”，又出示委任证让在场市民记录，之后要求后面的防暴警员一起后退。当他们离开时，现场人士叫好并报以掌声，有人甚至喊出“多谢你”。然而，当那位警长被称誉为“真正的香港警察”，大家不该忘了，香港警队的绝大多数本来就是好警察，只是被这场风波推到前台，成为磨心。原本正常不过的警民关系，现在却似乎变成了稀缺品。

回溯这四个月的事态变化，警队形象迅速崩坏，但它绝非咎由自取，而是“被动”地卷入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试问如果没有激进示威者的冲击，警方需要出动“防暴”吗？警队的天职是维持社会秩序，当冲突愈走向暴力，警队执法的压力与强度只会日益增加，亦有可能犯错，甚至在冲动情绪等极端因素支配下丧失这项专业应有的高度自我克制，作出违法行为。
 
警员在执法过程中自己犯了法，香港社会从来不会姑息，而且有既定机制处理，我们毫无理由将其扭曲为无用。2014年“占中”运动期间发生的七警案和警司打人案件，犯法的警员不是被绳之以法吗？我们应该以这种专业司法为荣，而不是被情绪与盲目的传言支配，一竹篙打沉一船人般把所有警察说成是一群“黑社会”。我们有时真的担忧一些人的猜测或许有一定理据，他们认为有股力量正不断制造各种对警方的不实指控、传播谣言，透过破坏警民关系，企图将香港彻底推向深渊。
 
我们深信，停止早已背离这场社会运动初衷的各种暴力破坏，无疑是解决当下困局的前提。然而，如果一部分市民继续鼓励暴力示威者，甚至帮助他们破坏法治，香港面对的冲突将会持续，吃亏的将会是这些年轻的示威者和香港。事实上，社会没有暴力破坏和伤人，也就不需要警察执法，这是所有人都懂得的浅显道理。警方的天职更不可能让他们与暴力破坏社会安宁的暴徒“和解”，他们的工作就是止暴制乱，拘捕犯法人士；无论多么天真的市民亦不会认为警方可以放任暴徒投掷汽油弹，占据道路，破坏商店和公共设施，“私了”其他人而不顾。

不可否认，过去四个月，上街游行成为不少香港人的日常活动，继而演变成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这是香港社会数十年未曾出现的景象，警方应对时完全缺乏经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曾指出，“香港现有的3万警员，之前所接受的训练主要亦是应付一般治安问题，而非大型社会骚动”。当市民基于过往对警方的高度信任，在媒体近距离报道中见到警方使用武力，无可避免地产生巨大的感情落差。当警方面对示威者暴力冲击，犯上误伤平民、粗暴挑衅、甚至使用过度武力等错误时，一定会助长消极印象，市民对警方的信任势必急跌。但是，如果警方执法的武力并没有逾越法律底线，市民就不应该盲目站在暴力示威者一边，反过来指摘尝试用合适武力阻止暴力破坏行为的警员。只有当暴力停止，社会恢复冷静，才能真正开始解决问题；亦只有当暴力停止，法庭才能真正开始工作，以社会大众信赖的法治机制来认定谁对谁错。
 
无论如何，这一次的社会冲突最后终会停止，而激进示威者会是承担最大违法责任的群体。大家要认真想想，让冲突持续下去究竟可以解决什么问题？部分市民继续为暴力示威者打气，是想要解决问题？还是以旁观者心态自私地看着他人，毫不在意违法年轻人要面对的刑责？讽刺的现实是，不论是暴力示威者还是旁观的市民，他们都并不怀疑香港将继续需要依赖警队维持社会秩序。既然如此，对警察的仇视又会如何让自己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