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彭定康接受访问时分析，当下乱局源于港府及北京管治失误，令本来非常和平的社会要以街头方式抗争。香港政府处理《逃犯条例》修订时确实犯下严重错误，不但推动修例的手法粗暴，对香港与中国大陆社会价值差异及由此产生对中国大陆司法的不信任缺乏警愓，未能妥善安抚市民的忧虑，面对大规模反对运动时又应对迟缓，导致警民矛盾不断加剧。然而，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香港社会的民怨并非突然迸发，而是长期累积而成，原因离不开社会结构长年扭曲，导致经济发展与普罗大众的民生严重脱节。

作为回归前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确实展现了极精明的政治手腕，但从未曾真正以政治家应有的视野处理经济民生方面的种种深层矛盾，反而处处政治挂帅，挑起斗争。不客气地说，香港陷入今天的乱局，彭定康难辞其咎。他本身是由伦敦直接委派、欠缺港人授权的殖民地总督，但俨然以民主斗士自居，并在任内挑动政治民粹，把香港的问题局限为只有“选举”，为此甚至不惜在政治上挑衅北京，煽动陆港矛盾，导致香港政制在回归后推倒重来。

彭定康善于作政治化妆，自称为“半个香港人”，在不少港人心中留下良好印象，但要论及香港的贡献，他远远无法与1971至1982年担任港督的麦理浩相比。麦理浩在“六七暴动”后治理香港，他没有效法战后港英政府在民生议题上的不作为，反而摆脱官僚习气的羁绊，直面房屋、教育、贪污等深层次结构矛盾，通过十年建屋计划、开拓新市镇、实施九年免费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等改革，深刻地改变香港社会面貌。即使到了今天，很多港人依然怀念“麦理浩年代”。

与“麦督”相比，“彭督”治港五年在经济民生上取得什么政绩？不幸的是，在彭定康民粹政治的焦点转移下，香港社会转型的各种挑战没有获得充分讨论、遑论解决──住屋困局、产业结构单一、青年上流机会不足等问题在港英末期陆续浮现。加上回归后的特区政府一直无法摆脱回归前的“大市场小政府”逻辑，施政总是向商界（特别是地产商）倾斜，致使上述问题不断恶化。香港如今经历“六七暴动”以来最严峻的政治考验，此刻社会最需要的是改革共识，避免继续折腾。彭定康若真的心系香港，便应务实建言，而非指鹿为马。

《香港01》多次指出，回归以来的政治冲突只属表象，真正问题在于深层次结构问题迟迟未获解决，当中房屋供应不足、产业改革欠缺等问题异常突出。对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意见便颇有参考价值──他近日评论香港示威时指出，香港社会存在一些根本问题，其中住宿关乎年轻一代是否对未来抱有希望，假如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香港面临的困境将难以克服。

作为香港的竞争者，一些人或许以为香港政秩序陷入混乱会让新加坡渔人得利，但李显龙上述评论并无落井下石，而是实事求是地帮香港“指点迷津”；新加坡内政部长尚穆根早前亦曾直言，香港与新加坡的关系互惠互利。对港人来说，需要清晰区分的是，外界各种“指点江山”的言论，哪些才是真正在帮香港把脉、为当前困局探寻出路。香港的为政者更该从中看清楚怎样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深刻反思为何同样曾为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总是能够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而作出相应的产业结讲调整以维持经济活动，并主动承担社会治理责任，处理好住屋等种种民生议题，而香港却总在这些方面交不出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