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2019年9月6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部分呼应了香港抗争市民的要求，为化解香港当下的危机，创造迈出和解第一步的契机。经历了十多周且越来越暴力化的街头动乱，香港局势随时可能因为发生致死事件而失控。港府亡羊补牢，为化解困境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各方能否善用它，将决定香港未来的命运。

当然，抗争者形容林郑的决定“太少太迟”是意料中事。如果港府在抗争还没有陷入暴力冲突前走出这一步，或许局面就不会恶化至此。同时，抗争者的诉求也逐步升级，从原来的反修例一项要求，增加到目前的几大诉求——包括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是否执法过当；取消把抗争定义为“暴动”；释放且不起诉在暴力抗争中被捕的人士；林郑下台谢罪；举行特首和立法会全面普选。

但是事已至此，再回头纠缠之前的对错于事无补。既然港府回应了引发此次抗争的主要诉求，正式撤回条例，算是给事件提供了解套的机会。各方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共同谋求让香港恢复社会秩序和国际声誉的办法，化解这场日益深重的危机。任何再深刻的矛盾，借由对话总比使用暴力更能取得长远的解决之道。鉴于事件的复杂性，对话也必然是艰难的，但这并不应该妨碍各方把握这个机遇。

恢复对话固然绝对必要，但也不能忽视在当前的氛围里，由于持续的流血暴力引发了敌对情绪，各方似乎还缺乏开诚布公的互信。如何重新建立基本的互信，或许是各方的当务之急。林郑在宣布撤回条例之外，也提出另外三条——委任两名监警会新委员、与所有司局长走入社区同市民对话，以及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对社会深层次问题做独立研究和检讨。这些都是营造善意，促进对话氛围的举措。

监警会是既有的机构，负责调查警方内部违纪犯法的投诉，但是抗争者并不相信它能公正处理警方在镇压抗争时所发生的滥权或执法过当的问题，所以要求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因此，委任两名新的监警会委员，只能算是对抗争诉求的部分回应。然而，这毕竟也是一种让步的姿态，更是双方在对话中能够具体谈判的课题。

对话的重要前提是妥协的精神，让双方通过交易取舍，从中争取到己方最关切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双方都必须有让步的准备——这也符合抗争者所标榜的民主价值。从现实利害看，抗争者的几大诉求并非全部合理，至少在暴力冲突中被捕者，表面上已经涉嫌违反了扰乱公共秩序甚至袭警的罪行，必须面对正常司法程序来确定清白——这同样符合抗争者所高举的法治精神。

从策略上看，港府的让步在一定程度上为自身争取到一些道德高地，毕竟香港不能无止境地乱下去，必须通过对话来寻找出路。如果抗争者断然拒绝善意，恐怕会流失一些民意，也会丧失一些抗争的正当性。所以，尽管是“太少太迟”，抗争者还是应当正视港府的这一步，并作出理智的回应。如果处理不当，他们恐怕会失去那些希望社会秩序恢复的港人的同情和支持。

北京已经把香港局势列为“面临重大斗争”“重大风险”领域，此前流出的林郑的私人谈话，显示她个人在处理问题时被动和无奈的处境，抗争者当中的激进派，似乎也萌生一股要当烈士来激起更大漩涡的不祥情绪。抗争势力因而务必把握港府让步的机会，回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流诉求手段，在局势失控之前，通过对话来谋求香港的脱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