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港澳突搜

香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修例运动，除了令社会陷入1997年回归以来最严重的撕裂，也触发媒体人之间出现日益明显的对立。

最新例子是一群香港记者上周在一名《苹果日报》记者的带头下，于记者会上充满敌意地包围一名广东电视台记者，悍然要求她出示记者证以证明身份，引起极大的争议。

事发之后，香港同行L致电向我大吐苦水。他在一家被视为立场亲北京的报章工作，过去两个月多次参与前线采访。早前的屯门“光复行动”，他在现场采访时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一名年轻的《苹果日报》记者当时捉住他的胳臂，怀疑他是建制派人士佯装记者拍照，要求他拿出记者证证明身份。

在媒体界打滚多年的L当然不理会。双方纠缠之间，另外两名年轻的记者加入，围住L继续施压。

最后L气愤地向《苹果日报》记者说：“你凭什么查看我的证件？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上司许某某见到我也要跟我打招呼！”他们三人才悻悻然作罢。

自从那件事后，L每次出外采访，都会刻意不在身上携带敏感的个人资料，以防不测。“我怕一些不理性的记者或者示威者会纠缠我不放。”L无奈地说。

可以说，无论是上述那位广东记者，抑或是L，他们的遭遇都不是近来香港传媒界对立现象的孤例。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运动持续两多月以来，香港社会对立和混乱不断升级，也导致了记者之间互相猜忌。一时间恍若人人都成了不同阵营的卧底或内鬼。

因之故，如何证明记者是“真记者”也成了近月业界的热门话题。早前香港最大的记者工会记协发表声明，评论中通社及《环球时报》两名记者遭受示威者暴力对待时，就指两名记者事发时没戴记者证，暗示可以通过记者证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不得不说，记协这个声明，加上过去两个月它在一些重大事件上的表态，一定程度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其立场不中立、偏袒示威者的观感。

此因理论上说，只有三个机构才有资格发放记者证，一是记者的老板——传媒机构。问题是，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的城市之一，成立一家传媒公司非常容易。要凭行政手段“造假”一家媒体企业，然后发出假记者证，完全是轻而易举之事。

至于由记者工会提供记者证，似乎较为可行，但在操作上也是困难重重。一方面，政治立场亲北京的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多年来庸碌苟且，遭到很多记者鄙弃；另一方面，要求另一些记者加入具有浓厚亲西方背景的香港记者协会，也是不现实的。

换言之，要推行记者证制度，只能交由政府才能落实。然而，香港和中国大陆政府统一发放记者证不同，港府在上世纪60年代试过签发官方记者证，但很多年前已经废除该政策，记者采访时并无明文规定要配戴记者证。

以我为例，在香港媒体工作10多年来都没有记者证，只有报社印发的名片。多年来，我去采访只凭名片即可。纵使是政府部门或立法会举行的官方和正式场合，也只需要简单登记个人资料便可以入场采访。

正因为这个宽松的环境，加上香港没有出版审查和管制，香港一直以来才能够成为亚洲区域内的传媒资讯中心，吸引了各大国际通讯社、报章和广播公司来港设立亚太区总部或办事处，多份区域刊物亦在香港印刷和发行。

也因为这个便利的政策，加上香港出入境自由，通讯产业又高度发达，才有许多外国媒体人和自由撰稿人移居香港这一弹丸之地。由于在香港不需要经过注册或登记程序确认记者身分，目前在香港的外国媒体人员和自由撰稿人人数恐怕不会比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少。

香港记协提出记者证制度，除了予人利益输送的嫌疑，最讽刺的是，记协多年来一直反对政府干预新闻自由，但如今却偏偏是它提出一个予政府有机可乘、干预媒体的建议，这不是莫大的黑色幽默吗？最后注明，我没有任何香港官方机构发出的记者证，但我真的是记者。希望这篇文章在关键时刻可以发挥证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