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

中央早前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当中提及多个目标，包括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香港目前局势不稳，中央此时出台上述文件，难免令人担忧中央正准备以深圳取代香港。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显然是过虑。深圳的最新定位不单不是威胁，反而是一个及时的警示，提醒香港应该如何做。香港根本毋须妄自菲薄，只要抱有正确认识，便可与深圳并驾齐驱，各自各精彩。

内地（大陆）政策文件一般经过较长时间酝酿才出台，很少因单一事件而有所变更。就以中央今次出台《意见》为例，其实早在2018年1月，深圳市委便讨论了《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规划纲要（2018-2035年）（讨论稿）》；同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作出批示，要求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因此，说《意见》旨在警告当下示威不绝的香港，显然不符事实。但不能否认的是，部份港人有这种反应，某程度上证明最近的局势确实对香港极为不利。我们要问，是否要这样自残才能唤醒这个城市及其政府？

相比近年发展成就极为瞩目的深圳，香港长期受困于深层次结构矛盾、经济结构高度单一，以及支柱竞争力下降等问题，既得利益结构形成了向前迈进的桎梏，因此没有条件再浪费光阴。不过，必须指出，香港其实还有不少本钱——除了在金融、专业服务、法治等领域享有优势，这个城市拥有比深圳更稳固的基础建设、发展经验，香港市民亦具备各种推动现代发展的专业品质，绝不是“死马”。

港府只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摒弃过往放任无为的陋习，积极筹谋新路向，证明自己具备前瞻性与领导力，包括以主动、融合的态度理解“一国两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大战略，香港未尝不能借此推动本地产业与分配结构转型，让市民享受经济民主与融合的实惠。

昔日吴下阿蒙 今日强势崛起

大约40年前，相比当时已十分发达的香港，刚改革开放的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时移势易，深圳去年本地生产总值（GDP）已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4700亿新元），首度超越香港，成为大湾区经济龙头。虽说深圳人均GDP仍远远落后于香港，但比较两地发展趋势，如果香港故步自封，深圳连人均GDP都超越香港应该指日可待。

回顾历史，深圳在经济改革、社会治理等方面一直以香港为师，但这个新兴城市过人之处在于其“择优而学”。例如在城市规划方面，香港经济活动集中于维港两岸，导致很多新界居民每日耗费不少时间在交通上，而建立更多中央商业区（CBD）的提法，也一直只闻楼梯响；反观深圳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推动多中心发展，形成罗湖、福田、南山等多个CBD，不仅经济活动更为多元，支撑不同的产业，不同环境更逐步孵化出新的产业，由依赖出口加工蜕变为如今的创新之都，避免重蹈香港的覆辙。

平情而论，深圳的经济结构比起香港有好的地方，但社会整体发展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在教育、医疗等范畴，它便仍远不如香港。然而另一方面，深圳确实一直在改善自身问题，例如在过往一段时间，其经济发展模式被讥为“野蛮式增长”，但《意见》开宗明义地强调“高品质发展”，希望建设“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比香港对自身问题的“后知后觉”，甚至是“不知不觉”，深圳的“先知先觉”确实技胜一筹。

深圳发展一日千里，使香港感到压力是正常的。但我们认为，与其把深圳视作竞争对手甚至扭曲为​​“威胁”，倒不如把对方视为可供效法的榜样。毋庸否认，无论是想像力、规划能力，还是执行力上，深圳如今的表现都是香港难以企及的。所谓见贤思齐，如果香港能够检视自身不足，谋求自强，依然大有可为。

港府怠政懒政 具体政策欠奉

“自强”有两层意思：一是港府抛弃不合时宜的管治思维，全面提升管治能力，为香港的未来主动作出规划；二是在内地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运用自身优势，积极投入国家发展战略当中。

可叹的是，香港在上述两方面一直欠缺正确认识——对内，回归后的香港官员沿袭不少落伍的、不符合新形势下香港发展需要的殖民地陋习，死抱“自由放任”逻辑，怠政懒政，丝毫没有魄力撼动深层次结构矛盾，任由既得利益势力，特别是地产和金融霸权操控经济命脉。在某程度上，“自由放任”逻辑也影响到香港的对外参与，包括在投入国家战略时欠缺详细规划，甘于做被动的旁观者，而非主动的参与者，导致在过往二十二年，香港经济表现落后于内地其他主要城市。

值得留意的是，《意见》提及“不断提升对港澳开放水平”、“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等内容，足证中央并不排除深圳与香港加强协作。问题是，香港管治精英是否已有正确的认识，抑或还是昧于形势？

特首林郑月娥近年经常出访内地，她本人也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理应对大湾区发展有一套看法，但事实并非如此。港府迄今没有作出任何具体规划—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林郑宣布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督导委员会”和设立大湾区发展办公室，不过后续政策欠奉，只懂得叫年轻人到大湾区发展，并未意识到香港本身就是大湾区一部份，甚至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理应大力创造条件留住人才，甚至吸引外地人才到这里发展。

上周二（8月20日），林郑在回应有关深圳将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提问时，只是空泛地指出港深两地可“优势互补”。当香港还在浑浑噩噩的时候，深圳早在今年2月举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可谓高下立见。

同城化谋互补 未尝不是出路

深圳正在谋划新的发展大计，争取“跻身全球城市前列”（2025年），继而达致“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2035年），以及成为“全球标杆城市”（本世纪中叶），反观香港却陷入回归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处于一个急剧变动的转型期当中。身处十字路口的香港容易迷失，《意见》之出台是一个及时的警示，为香港指点迷津。当此之时，执政者应该醒觉，并以无比魄力和胆识引领香港前进。

改变始于认识，香港政府首先应当摒弃窒碍进步的“自由放任”思维，明白到为本地（指香港）长远发展作出规划、重新发掘香港的竞争潜力，是其不可推卸的基本责任。《香港01》多番强调，香港具备高度开放、国际化、知识产权保障完善、法治等“传统优势”，这些都是深圳等内地城市希望学习的。然而，仅仅死守“传统优势”是不足够的，港府更应该提出创见，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大湾区发展，并制订相关政策，强化香港在各城市之间的协调作用。假如港府不争取主动，只会被分派任务，沦为任人驱使的“妹仔”（丫头）。

与此同时，当《意见》表明深圳应“不断提升对港澳开放水平”后，香港理应积极推动“港深同城化”。在此必须说明，同城化并非废除两地边界，更不是成为“一国一制”，而是在维护积极、融合的“一国两制”原则下，加强两地合作，其真谛在于突破人为的、城市之间的行政界限和保护主义，促进经济效益，用积极的手法发挥这个接近3000万人超大城市联合体的优势，使香港从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随着深圳等内地城市长足发展，中港加强合作早已成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具体而言，两地必须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尝试减低两地区隔，促使人员、货物、资金和信息自由流动，借助深圳在创新科技、工业制造上的优势，一方面巩固香港本来的优势，另一方面借势带动香港自身的经济结构转型，克服一直困扰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

香港需要走出迷雾，涅槃重生，这是热爱这个地方的人的共同期盼。让香港社会承受如今的痛苦，必然不是设计“一国两制”的原意，可是一路走来经历的一次又一次震荡不堪回首。从大湾区规划到深圳先行《意见》，都提出“一国两制新实践”。我们认为，不单港府要对“一国两制”有积极的认识，负责香港事务的京官也应了解到，香港回归并非只是主权移交，而是要把两个唇齿相依的地方，通过“一国两制”这个极具创意和灵活性的设想结合起来，从而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建立相互之间的尊重。这是“一国两制”新实践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