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示威活动仍然在持续。自6月份以来，已经持续两月有余。下一步香港究竟走向何方，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消逝，调和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至于对北京的种种猜测——究竟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正式介入这场运动，更是充满了悲观的预测。

无论是对于北京或香港而言，恢复香港的秩序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恢复香港的秩序？

相信对于北京而言，单纯地恢复香港的秩序并不是什么难题。香港北靠广东，同时中央在香港又有驻军。但是如果依靠这些力量来平息香港示威者的运动，恢复香港的秩序，那么这种稳定的秩序之下，必然也是无序的混乱。

今日停止示威的结点，又会成为下一次示威抗议的种子，难道这样的稳定秩序是有意义的吗？

但香港的秩序不能不恢复。北京、港府与香港示威者之间的差异，在于信念的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如果北京、港府能够拿出一套新的香港论述，说服香港市民，同时又能充实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相信当前这场运动是可以平息的，香港的秩序是可以恢复的。

作为“一国两制”的实践地，香港社会所呈现的结果，必然是这一套政治理论在社会实际运行中出现的种种反应。为何今日香港有如此多不同阶层、职业的市民加入到这场运动之中，其中的缘由需要北京与港府重新思考。

这样思考的结果，必需产生新的治理理念或论述，以拉近与香港普通市民诉求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将充实“一国两制”的理论，丰富它的实践工具箱。

没有任何制度理论框架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香港这样的社会，与世界发展趋势紧密相连。除了本身的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之外，同时也深受国际风气的变化所影响。换一种角度来看，香港不仅是大陆理解世界经济的窗口，同样也是其理解世界政治变化趋势的窗口。

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与理论，必然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中社会的需要，正如世界现在也正在适应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秩序变化与冲击。

倘若因为香港市民的抗议或示威，而导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方向有所调整、变化，北京亦不必为此感到任何的不适。事实上，中国当今的成就，不也正是自身的制度在30多年前进行了调整所得来的吗？

作为一个实践的政治理论，“一国两制”随着实践地的变化而不断调适，这不是理论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理论的生命力与适应力的问题。同时，今日香港的变化以及带来的调适，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次调整。对于这种在社会、经济制度、人民观念存在高度不同的社会，这种调适就更加有意义。从实践层面上来说，如果能通过新的论述与治理方式的调整，香港在“一国两制”实践上的示范作用，将更能说服台湾的民众。

至于香港这场运动，究竟该如何定性，恐怕并非当前最为紧急的事情。诚如上文所言，香港的地理位置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已经保证了北京有能力在任何时候恢复香港的秩序。关键在于恢复之后，想要得到什么样的香港。

任何社会都在发展与变化，有变化就得有调适。至于调适之后，地方有多少的政治空间，未来能否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关系就取决于这种调适的能力。回顾人类历史可发现，最强大却又最具弹性的工具，永远是观念、思想的力量。强力虽然是恢复秩序的最直接有力的工具，但多数时候，它只是表面上恢复了权威与秩序，却在无形之中削弱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混乱与危机，既是检验政府管治能力的机会，亦是制度重构与调适的机会。今日香港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场示威与运动，才能发现它蕴藏的政治、社会与制度价值。毕竟，当前的中国处于快速成长的阶段，无论是经济上的组成，还是社会层面民众的思想变化，同时深刻而复杂；同时，中国大陆自身还面临着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而世界同样面临如何与这样的一个中国相处的问题。这些都让如何解决香港当下的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