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网站

响应因修例风波而起的示威浪潮，香港公务员以个人名义发起集会甚至罢工，反映政府管治出现危机。但公务员在行使个人自由的同时也要明白，香港的管治危机，他们其实无法置身事外。

公务员发起于周五（8月2日）晚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回应市民诉求。根据公务员守则，首长级人员、政务主任、新闻主任和警察职系人员并不能参加政治活动或表达政治讯息；除此四类公务员，其他人员均可以个人名义参加集会。至于罢工，正如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指出，公务员罢工只能诉诸“劳工理由”；若是出于政治诉求，便可能违反政治中立原则。

公务员发声并不寻常

公务员表态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意味政府内部职员也不认同政府高层的决定或表现。但在香港，公务员向来被视为政治中立的官僚体系，负面来说甚至近乎不问世事，是故他们集会和蕴酿罢工，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然而，同时是这份不寻常之感，应该也促使社会及公务员自身反思，公务员在香港管治危机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相信再天真的人也不会以为，这次管治危机只是单次政策的问题，或一两名官员的个别问题。相反，它反映出香港管治存在结构问题，可谓千疮百孔。当中，公务员体系责无旁贷，甚至是首当其冲。

在殖民地年代，港英政府重用公务员体系，训练他们成为这个城市的管治者。须留意的是，他们只是以行政程序“管治”这个社会，并避免“政治”。一般所谓的“政治”，指从政者要从社会上纷陈多元的意见中取得共识，带领社会向前行；但香港公务员式的“管治”，却自诩超越政治，认为这些技术官僚才真正知道何为好、何为可行。久而久之，他们甚至沦为形式官僚，工作因循。

香港政府流于形式官僚

对于中低层公务员而言，重视行政而非政治工作可能是无可厚非，但当公务员循阶梯逐步晋升，但思维上未能同步改变的时候，香港的管治便渐渐出现问题。特别是在这次风波中有份联署和发声的政务主任（AO），他们自入职起已经有了部分决策的权力，若他们升至高级政务主任甚至首长级人员（D2或以上）后，仍然未能意识到公务员体系的思维局限，便绝对不利香港管治。

AO出身的林郑月娥，可谓完美体现了这种官僚管治的文化。在土地问题上，社会不少人希望政府收回新界棕地、粉岭高尔夫球场等兴建房屋，林郑月娥却对民间声音不置可否；在《逃犯条例》修订上，法律界和部分立法会议员均提出务实建议，但林郑批评他们不谙法律，予人“只有我才知道”的心态。这种管治文化在殖民地时代或许用得着，但香港已经不再是回归前那个殖民城市，随公民社会日渐成熟，为官者的工作必不离政治，须推动社会取得共识。

这次修例风波及管治危机，无疑令香港政治、经济等深层次问题一下子爆发出来。从坏处看，它激发起民愤及对立情绪，残局难以收拾；从好处看，若政府、中高层公务员、政客等各界能好好反思，明白自己也有份制造出香港今时今日的局面，或许能够打破和重塑这个城市，令香港将来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