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民主选举过程中，能够充分听取中低收入阶层的意见，满足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诉求，按照现有的规则，让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进入决策机制之内，有可能会缓和社会矛盾。然而，民主选举很快变成了投入巨大的金钱选举，普通居民根本没有能力参与民主选举，只能作为旁观者。

当选举结果公布，那些代表既得利益基层的政治人物当选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失望可想而知。普通居民没有办法进入决策体制之内，也没有办法改变现有政治体制，因此，只能把自己的不满，通过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表达出来。

当反对派势力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试图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时候，那些收入增长缓慢、生活压力不断增加的中低收入阶层居民，自觉自愿地走上街头。

如果说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赞成反对派的政治主张，可能是不了解香港政治基本情况，绝大多数走上街头参加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香港居民，实际上是对自己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改善而感到愤怒，对特区政府的软弱无力而感到失望，对政治体制感到绝望。他们迫切期望改变这种状况，让他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对于那些走上街头的中低收入阶层居民而言，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因为大陆游客的增加而改变，也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受到外来人口的威胁，他们希望社会保持稳定，自己的收入不断增加。反对派势力实际上是借助于香港回归之后，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而积累的不满和愤怒，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香港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和绝大多数参加者的政治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游行示威活动组织者利用普通市民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香港不可能回到从前

当一次又一次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无法改变政治体制的时候，反对派势力决定铤而走险，发动香港高等院校大学生，以极端的方式冲撞特区政府和现有的政治体制，企图以公开极端的犯罪行为，迫使中央政府作出妥协，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香港发生的一切，不可能逼迫中央政府作出让步，当然更不可能迫使中央政府放任自流，让香港举行所谓的直接选举。

部分学者天真地以为，香港可以回到从前。实际上，香港不可能回到从前。精英分子统治香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特区行政长官竞选的纲领来看，他们只不过是把自己当作是普通“打工者”，试图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循规蹈矩，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责。正是由于特别行政区政府软弱无力，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动辄得咎，面对立法会和司法机关的相互掣肘，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不断请示汇报，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中央政府能出面解决问题。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让香港社会各界民众把对特区政府的愤怒，逐渐地转移到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的身上。香港高等院校一些青年学生，试图通过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甚至提出了香港独立的政治纲领。

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香港精英分子如此不堪，当所谓精英分子政治彻底变成街头暴力政治，中央政府一定会改变现有的政策，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恢复香港的政治秩序。

香港问题并非是否坚持精英分子政治的问题，而是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能否做到政治与香港的经济相匹配。如果香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特区政府仍然依靠少数垄断资产阶层，而没有充分听取广大居民的意见，香港民主政治发展必然会误入歧途。

虽然特区政府提出了增加土地供应面积，设廉租房的施政纲领，但是，大错已经铸成。由于特区政府得不到普通居民的大力支持，特区政府已经失去了对香港政治局势的控制力，香港已经进入半无政府主义状态。

解决香港存在的问题，必须考虑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要想改变香港经济出现的问题，必须依靠绝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政治的途径与垄断资产阶级抗衡，才能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香港分配不均的问题。

香港社会资源有限，政治空间有限，特区政府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照顾到各方面利益，尤其要考虑到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站稳脚跟，才能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步一步地引导香港民主政治发展步入正轨。

很显然，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问题不能依靠特别行政区本身，中央政府必须全面研究香港民主政治发展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团结香港的垄断资本家，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香港未来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必须广泛团结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增加中央政府向香港派驻机关的工作人员，深入香港各个阶层，了解普通居民的所思所想，解决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香港再也不是商业城市，香港已经变成是非之地。精英分子早已远走高飞，香港已经变成境外势力颠覆中国的大本营。

香港的颜色革命充分说明，任何一个地区政治的发展都有自身的逻辑，如果违反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忘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

作者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