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修订《逃犯条例》的“六月浪潮”，令香港陷入回归以来最严重、最撕裂的政治冲突。特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进退失据，完全无法掌握民情，彻底暴露管治失效的问题。随着修例工作实际上告一段落，各界亦要逐步冷静下来，并为香港重新出发献计，但真正的考验是，港府能否准确为香港的问题把脉，继而对症下药。

在修例一役中，年轻人的反对声音特别响亮，部份甚至参与武力抗争。此刻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一股焦躁、怨愤和无奈的情绪正在青年之间弥漫。正因如此，无论政府官员、部份立法会议员、大学校长，还是宗教领袖，都对青年问题表达关注，彷佛这就是社会问题的全部，但何谓“青年问题”，他们却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有人归咎通识科令青年思想激进，有人认为他们精力过剩无处发泄，也有人断定他们受泛民“煽动”，因此逢政府必反。事实真的这麽简单吗？

上述认知并非全错，但显然犯了在脱离脉络的情况下，抽空地看青年问题的毛病，实际上只是瞎子摸象。从世界各地的经验可知，青年群体的能量最大，最懂得利用各种形式表达自身感受和不满，他们的情绪总是最快、最有效、最集中地呈现出来。换句话说，我们虽不能说青年困局是社会困局的全部，但起码是个缩影，两者无法脱鈎—假如青年困局解决不了，社会困局也解决不了；反过来说，若不触碰社会困局，青年困局亦无从下手。

可惜的是，特首林郑月娥至今仍然无法让人相信，她已经深刻把握青年和香港的双重困局。在上周二（7月9日）的记者会上，她承认从“占中”到修订《逃犯条例》的过程中，看到市民的不满其实反映社会有一些“深层次问题”，强调应该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然而，没有失忆的人应该记得，她其实早在2017年7月1日的就职演说中，已声称“明白年轻一代对前景的迷惘”，而特首有责任“找出事情的症结，更宏观地为香港谋划出路”。

管治精英须断对症 社会问题才是根本

事隔两年，这位号称“好打得”的特首，竟然还停留在“寻找问题症结”、而非“解决问题”的层次，其管治思维之滞后、管治能力之低下，令人摇头叹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连特区首长也对香港整个格局欠缺辨识能力，那麽，执政团队内的其他官员会有多窝囊？就连香港面对什麽问题都不清楚，管治危机又如何化解？

香港的问题千头万绪，纠结于政治冲突的表象，根本无助治癒沉痾。对此《香港01》多番强调，主权移交以来的连场冲突，其实源于社会经济出了大问题—由于受到外部及内部各种因素影响，本地经济结构逐步失衡，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社会资源一面倒向商界倾斜。在这个大气候下，青年因上流机会大减而心怀怨怼，导致政治激进主义发酵，并透过街头政治的方式宣泄出来。

深层结构矛盾不除 港青继续深受其害

港青面临的困局惊心动魄，而这实际上折射整个社会的问题。就以升学、就业为例，出身基层的莘莘学子进入大学，便开始背负沉重学债，在“起跑线”上处于劣势；离开校园后，亦不见得前景光明—香港经济结构高度单一，金融及房地产等行业垄断，创新科技等新兴行业并不发达。由于产业结构固化，许多传统行业的职位，特别是中高层的位置被少数精英阶层占据，导致年轻人难以“上位”。有学者曾整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平均数，仅由14,250元（港元，下同）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胀，增幅更只有7.5%。

林郑月娥上任后，公屋轮候年期屡创新高，楼价亦不断上涨，各种楼价指数一再破顶。即使年轻人有不错的际遇，取得不俗的工作职位，但在扭曲的楼市面前，只得沦为“楼奴”，根本没有余裕创业，从而释放个人潜能。

同样严重的是，花了大半生时间“供楼”的打工仔，只能依靠被基金公司榨取的强积金勉强过活。倘若政府无法确保市民“老有所养”，他们在年轻时便难以放胆追寻梦想，只能为了“生存”而营营役役，担心日后悲哀终老。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求学、就业、置业，还是退休，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充满不必要的障碍，因为现行利益结构早就把他们排除在外。正因利益分配不公，正因深层次结构矛盾严重，他们才会因前路茫茫而满肚子怨气，继而采取激烈的方式抗争。

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如此尖锐，任何有识见的政治人物，都知道政府不能够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我们要拷问政府，为什麽明明坐拥巨额储备，却一再拒绝推行大学免学费，以及全民退休保障？为什麽明明手握《收回土地条例》这柄“尚方宝剑”，却一再拒绝从地产商手上收回闲置土地，继而广建公屋，为青年解决住屋问题？我们亦要拷问政府，为什麽只懂以“派糖”纾解民怨，而非撼动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扭转商界垄断、大众利益备受漠视的局面？

林郑须效法麦理浩 大刀阔斧推动改革

香港需要一个勇于抛弃“大市场、小政府”逻辑的政府，尤其需要一位具强大领导力的政治领袖。乍听起来，这好像不着边际，但在香港历史上，其实珠玉在前。

还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香港面临房屋、教育、贪污等深层次结构矛盾，再加上内地难民涌入这个外因，解发了1966年的“天星骚动”，以及1967年的“六七暴动”。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两场大型群众抗争的人士，许多是看不到前景的年轻人，但当年的港英政府并未单纯地视之为“青年问题”，而是就整个社会遭遇的困局，进行全面检讨。在这个基础上，于1971年至1982年期间出任港督的麦理浩，展现了令人赞叹的魄力，包括落实十年建屋计划、开发新市镇、推动九年免费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正因这些具前瞻性的改革，香港的社会面貌才焕然一新。

林郑月娥与其漫谈“搭建沟通平台”这些搔不到痒处的废话，倒不如至少做到效法回归前的麦理浩，展现胆识和魄力，以极具前瞻性的视野，领导社会向前迈进。若当局拒绝挑战既得利益者，拒绝促进社会的公平，为包括青年在内的全体市民，建设一个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美好家园，那麽青年的焦虑、怨愤和躁动，总有一天会再次爆发。

林郑月娥宣布修例工作“寿终正寝”时，要求社会给予政府机会和时间，刻意摆出一副和解的姿态。但这种和解必须是积极进取、有建设性的，断断不能是“和稀泥”，企图蒙混过关。所谓以小见大，我们希望港府适时“更新”管治思维，认清“深层次结构矛盾”才是问题的本质，明白到若不直视社会困局，青年困局便难以解决。有了正确认识后，还要以无比决心撼动不合理的、倾向既得利益的政经结构。否则，香港只能继续空转，永远无法跨步前进。

来源：香港01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