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云娜

“我们要赢，就一起继续赢下去。要输，我们就要输十年，我们整个公民社会十年永不翻身。”7月1日当晚，占领立法会的示威者摘下口罩的慷慨陈词，令不少市民动容，纷纷呼吁“不笃灰、不割席、不指摘”。然而，这一幕幕在制度维护者看来，却是忧心忡忡，不禁要问：“我们香港到底赢了什么？”

有人会说，经过2019年6月的反修订《逃犯条例》浪潮，香港人已经赢得全世界的尊重和关注，但对神策研究院政策实验室总监钟民杰而言，“其实都没有赢过，甚至是大家都输。因为大家破坏了我们原本用来保障所有人的决策机制。日后政府推出任何政策，只要有人不满意，然后去冲击、去破坏原有机制，那政府就什么都不用做了。而如果有另一群人，持完全相反的立场，但用同样的方式去冲击、去破坏，那政府又该怎么决策？到底该听哪一边的？”

专注港澳研究的钟民杰，今年推出《黄丝之乱：戳破香港政治泡沫的原理》一书。读者乍看书名，很难不把他标签为“蓝丝”、“建制派”、“保皇党”，但他说：“我从来没有投过他们的票！我批评所谓‘黄丝’，不是批评他们的政治立场，而是批评他们不理解决策机制！”以2014年雨伞运动民主派要求“人大撤回831决议”为例，钟民杰笑言，“其实人大根本没有‘撤回’这程序，它的决议是单向的，但香港可以透过立法会‘否决’。可惜大家都不理解，然后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撤回），甚至作出一些破坏机制的行为，这才是对香港最大的伤害。”

时隔五年，他所言的“港人不理解决策机制”，在反修例争议中仍处处可见。

机制无法如我们所愿，所以只能推倒？

依钟民杰之见，《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本应交由立法会按既定程序修正、通过或否决。不过，反对者们大概会反驳称，由于保皇派当道，议会不公，未能达成港人所愿，故必须以激进行动推倒有关机制。

“这正是最值得大家反思的地方。”钟民杰指出——首先，“机制”的作用并不是让我们达成我们想要的结果，而是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协助政府在推行政策时，寻求一个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即非促成社会对某事物达成一致的看法；惟该方案未必令所有人满意，也未必是大部份人原本想要的东西，但总算是大家经过程序商讨的结果，日后也可通过机制再修正。其次，反对者们习惯否定与他们持相反意见的持份者的存在，“以‘蛇斋饼糉’的批评否定建制派取得议席的认受性、以‘我们香港人反对修例’的论述否定支持修例者的存在性”，而这种根本性的否定，正是香港社会撕裂的来源，不断扭曲支持和反对者之间的协商机制。

大概会有论者反驳道，特区政府和建制派议员恃强凌弱，强行修订《逃犯条例》，不也是否定反对声音的存在、扭曲协商机制的表现？

“我经常说，政府施政毫无原则！如果你（政府）认为这件事是对的，就不应该为了让条例通过，而对某些人退让；但如果有问题，就应该好好讨论，看看问题在哪里，再加以修正。”钟民杰并没有为当局开脱，“商界说有问题，你就退让了，那其他持份者呢？为何不是一视同仁？难道其他人说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有商界说的才是问题？现在大家上街、冲击，你就退让、暂缓了，那如果支持修例的有样学样，你让不让？你自己也在破坏自己的运行机制啊！”他强调，包括示威者、从政精英、以及不少香港人在内，都不理解维护决策机制的重要，“（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甚至说，‘不介意政府现在撤’，这是很恐怖的事！你怎能抛开维护机制的原则呢？”

也许又会有人辩称，就是因为当局粗暴行使“制度暴力”，大家才会被迫无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换言之，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不能把责任归咎示威者。

就此，钟民杰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2003年反23条立法、2012年反国教、2014年占中，再到今年的反修例，你有没有发现，反对者们总是要求政府‘立即撤回’，而不仅仅是‘撤回’那么简单？”他认为，两者意涵截然不同，当下政府已停止修例工作，实质等同“撤回”，但反对者从修例之初就要求“立即撤回”，即根本没有回旋空间，也不打算与政府透过机制协商。

“‘立即撤回’，其实是一个‘政治游戏’的手段。它一开始是政客提出的口号，一传十、十传百，但人们未必明白其背后的意义。如果叫‘撤回’，现在基本上没有争议，如果叫‘立即撤回’，游戏就可以继续，而的确有人是希望‘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的。”钟民杰解释，“‘立即撤回’意味对方‘马上有损失’，其实很符合我们短视的人性”，但从政治现实而论，“立即撤回”并非合理要求，而只有设定一个无法达成的目标，才能令“游戏”一直有“敌人（政府）”可以“被攻击”，躲在“游戏”背后的人就能借此获取政治利益。

反对者们总是说，“暂缓”夜长梦多，必须“撤回”以防死灰复燃。但钟民杰问：“以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为例，当年被‘搁置’后，也没有‘如幽灵重临’啊。政府真的那么不可靠吗？”——事实上，如果认定政府最终会出尔反尔，那么“撤回”和“暂缓”的结果，不也是一样？

七一冲击期间，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劝说示威者冷静的一幕，令钟民杰印象深刻。“当时许智峰说，‘入面有会开先冲、冲得有价值’，随即有示威者大叫，‘到时我要返工呀’。我就想，原来大家还记得要上班，但是，你上班的时候，你的老板从来都不听你的，难道你就要拿起玻璃杯扔向你的老板吗？”钟民杰说，这个比喻未必恰当，但现实是，“社会未必完全跟从我们的意愿，有时甚至会忽略我们，可是我们仍然有很多表达机制，而不是冲击破坏。”